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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说法2刑事辩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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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淄博辩护律师  来源:淄博律师  阅读:

王同生律师说辩护

王同生,87年起从事公安工作,自95年专业刑事辩护,首推“刑事法律顾问”业务;中加刑事辩护和中美非法证据排除交流成员。网站:淄博刑事辩护大律师网,山东律师王同生;电话:13708942650。

 

《王同生律师说辩护》

我开设这个栏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些事情,让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错了某些事情后会有什么后果,了解后果之后产生恐惧心理,进而防范刑事法律风险。这是我在之前写的一本小说《网》里谈到的用怕情防范风险:惧则慎,慎则思,思则通微,通微则可以防范风险。

题目里面既然谈到了辩护,就应该请大家了解什么是辩护。根据词典里面的解释,辩护有两层意思:一是为了保护别人或自己,提出理由、事实说明某种见解或行为是正确合理的,或者错误的程度不如别人所说的严重;二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控告进行申辩。

大家看到题目就知道在这个栏目中,我主要和大家交流第二层意思,因为我是一名律师,一名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

作者:什么是律师呢?

王同生律师:现实生活中一谈到律师,人们的眼神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变化,大多数是褒义的变化,当然也有少数是贬义的变化。由此,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律师,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律师:律师是受当事人委托或者法院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出庭辩护,以及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作者:律师这个称谓是从何而来的呢?

王同生律师:有人会说:自古有之。

古时候也有类似从事诉讼业务的人员,但古时候的称呼是讼师,而不是律师。

又有人说:根据英文翻译的。

英文律师是“lawyer”,翻译成中文是“老爷”,而不是律师。不用多说就知道当然不会如此称呼了,要不然当官的见了叫“老爷”那还了得!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把这部分从事诉讼业务的人称之为“律师”呢?

律师这个称谓来自佛法,是佛法中的一个礼节性称谓。佛法中的礼节性称谓是指对具备一定资格的人的荣誉性称谓。比如:活佛、菩萨、师父、法师、经师、律师、三藏法师、禅师等等。由此看出,律师在佛法中的排名还是挺靠前的。

那么,佛法中的律师是什么呢?是对善于记诵或者讲解律藏的僧人的敬称。

这应该是律师的由来,也可以看出,把这部分从事诉讼业务的人称之为律师,是希望他们心怀善心执业,并且在执业过程中宣扬法律。

作者:什么是刑事辩护律师呢?

王同生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是指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委托的,持有律师执业证的律师辩护人。

作者:为什么突出“律师辩护人”呢?

王同生律师:因为,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不止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当然,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作者:“律师辩护人”和其他辩护人有什么区别呢?

王同生律师:“律师辩护人”和其他辩护人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在这里只是点一下关乎辩护效果,有可能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几个方面:

一、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刑事案件一般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主要的证据材料是在侦查阶段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也是在侦查阶段形成,基础性的卷宗材料是在侦查阶段形成。

刑事案件讲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所说的“事实”是“法律事实”,是综合全案证据得出的“法律事实”,既然是用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就有可能不能够完全还原事实的真相。既然刑事案件重证据,那么,在侦查阶段让犯罪嫌疑人了解法律规定,了解办案程序,然后,实事求是的反应事实就非常的重要了。

比如说,有的案子,在办案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时候,应按照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供述记录,但有时候办案人员记录的内容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说法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应该改过来然后再签字。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出改正的要求,个别办案人员出于种种考虑会不同意,并且说:“意思差不多”或者“不用改了,以后让你的律师辩护吧。”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不知道法律规定,就不再坚持了。

这种情况,往往会留下后遗症。

二、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可以看出,其他辩护人多了一个许可程序。

“律师辩护人”除了法律规定的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几类案子之外,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起码的作用有二:一是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楚相关的法律规定;二是让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心里踏实。有时候,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抓之后,长时间见不到辩护人,会认为家里人不管他了,会产生轻生或者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这样不利于被告人的改造,不利于看守所的管理,不利于案件的办理,也不利于维护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其他辩护人也是多了一个许可程序。

四、其他区别,不再这里一一赘述。

作者:刑事案件从什么时间开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谁提出聘请辩护人的要求呢?相关单位或人员应该如何处理?

王同生律师: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公安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告知的情形应当记录在案。

对于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同一名辩护律师的,或者两名以上未同案处理但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同一名辩护律师的,公安机关应当要求其更换辩护律师。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对于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公诉部门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对于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口头告知的,应当记入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审查逮捕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在押或者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委托辩护人要求的,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当及时向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员转达其要求,并记录在案。

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告知其将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 

 审判期间,在押的被告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向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员转达要求。被告人应当提供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有关人员无法通知的,应当告知被告人。

在押人员提出聘请辩护人要求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给办案部门,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向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仅提出委托辩护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办案部门应当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无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办案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辩护律师。

作者:哪些人可以办理委托辩护人的手续?

王同生律师:犯罪嫌疑人可以自己委托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律师。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这里的监护人分两类,一是自然人监护人;二是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代为委托辩护人;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人;

4、人民法院的指定。

去年,我看到某单位的内部《信息》里面有“我单位成功阻止一起辩护律师违法会见”,看题目很是吓人,内容是一个被告人的委托辩护律师的手续存在瑕疵,具体说来就是委托人不是上述人员,该单位就大谈特谈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辩护律师疏忽了上述的规定,也可能是委托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关系发生了变化,委托人没有说明白。

现实生活中我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委托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是夫妻,但是,案发的时候,已经离婚了。虽然现在社会上存在“真离婚”、“假离婚”,但不论真假,从法律程序上已经确实办理了离婚手续,就不是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了,就不是夫妻了,也就不能够作为委托人来办理聘请辩护律师的手续了。

还有一种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称呼某人为公公、婆婆,但实际上和这位公公、婆婆的儿子并没有结婚,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公、婆婆;

还有一种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子女是未成年人。

存在上述情况的人员委托辩护人,就不合法,就会存在后遗症。如果有的案子需要辩护律师到很远的外地办案、会见,就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开庭时间很紧急了,就会耽误案件的辩护工作。

所以,在办理聘请律师的手续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作者:每个律师都要和当事人亲属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应当怎么做?应该从什么角度考虑呢?

王同生律师:要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先要解决:为什么要和当事人的亲属打交道。

可能有人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或者是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辩护律师接待当事人亲属的目的就是接案子、挣钱!

绝大多数辩护律师是这样想的,这个想法应该不算是错误的。

可是,我有另一个答案。

我认为辩护律师接待当事人的亲属是树立自己品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辩护律师每接待一个当事人的亲属,更确切地说:辩护律师的每一个执业行为都是在为自己树立品牌,都是在为自己的品牌建设添砖加瓦,都是在描绘自己的执业形象。

良好的执业行为,会在自己的品牌或者形象上增添点正能量,会让人们点赞,竖起大拇指;负面的执业行为,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自己的品牌和形象发挥正面效力,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

作者:作为辩护律师,树立品牌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接案子、挣钱吗?

王同生律师:道理是这样,不过,还是请您仔细考虑一下二者的区别的。

直接冲钱去,有可能会出现乱表态之类的问题,容易留下后遗症。

如果把树品牌、立形象作为一个重点,就会改善工作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摒弃不利于自己执业的因素,避免负面的事件发生,维护律师队伍的形象。

作者:辩护律师如何与当事人亲属打交道?

王同生律师:具体我想分两个阶段来分析辩护律师如何与当事人亲属打交道。

以辩护律师是否正式接受委托为界限,分为收案前和收案后。

收案前辩护律师在接待当事人亲属时要做到如下几点:

1、热心、谨慎

收案前与当事人的亲属打交道时,既要防止急功近利,又要礼貌待人。

在这个阶段,要做到:耳听、眼看、心想、手记。

耳听,一个好的辩护律师,一定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倾听者”。首先要仔细倾听当事人亲属对案件的叙述,不要随便打断他们的谈话,这不单单是礼节问题,还有利于辩护律师对案情的了解掌握。辩护律师只有对案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才会就之后的问题下结论、做决定。

眼看,是指通过观察当事人亲属的言行举止,初步确定作为辩护律师如果承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在具体工作中相互之间能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形成有效地配合。

心想,是指结合眼看、耳听所获取的信息,决定如下事项:承接这个案子后,作为辩护律师能否发挥作用;当事人亲属提出的要求是否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当事人亲属是否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案情;是否承接这个案子。

手记,是指在和当事人亲属交流时,要记录要点。不单单是为了便于自己回答咨询,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对当事人亲属的尊敬,有利于相互间的交流。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事人的亲属拿着卷宗材料的复印件来找我,要聘请我做辩护人,我都没有承接。为什么呢?因为,卷宗材料是不应该到当事人亲属手中的。为什么卷宗材料到了当事人亲属手中呢?可能是因为辩护律师不懂;再就是当事人亲属极力要求,辩护律师不得不给。试想一下,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会留下什么样的隐患呢?

我接案子,有一个习惯,要和当事人亲属当面谈。有如下考虑:

看一下当事人亲属的言谈举止,掌握他们的为人处世情况,不能说“相面”,但是,大体有一个了解是必要的。因为,只要接受了委托,在案件没有办理完毕以前,要经常接触,碰到了有不良习惯的人,会产生“后遗症”。

我只要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之后,就全力以赴,目标只有一个,让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得到从轻、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或无罪。

有个前提:无“后顾之忧”。如果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当事人或其亲属在后面“放冷枪”,这样,都不好。对我本人不好,对案件的结果也不一定有利。

作为一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还是谨慎点好。

有一个案子,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上诉了。

他父亲想委托我,作为二审辩护人。

见面,相互介绍,对方拿出了一些材料,请我看。说是卷宗材料,从一审辩护人那里复印的。

我没有接这些材料,更没有看。

当时,我就决定,不接这个案子。

对方问为什么。

我向他说明了原因:

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是不能够外传的,尤其是案件没有结束的时候,如果因外传,出现了问题,律师及相关人员是要负责任的,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律师让当事人复印材料,本身就证明不懂刑事案子。

当事人亲属,拿着材料叫别人看,从一个方面说明,处世的“严谨性”值得琢磨。

所以,我不接这个案子。

我建议他,把材料送回去,或毁掉。千万不要再给别人看了,否则,不但对案件没有好处,甚至会起负面作用。

他又通过中间人来找我,我,还是没接。

一心想挣钱,什么当事人及其亲属也交往,什么案子也接,长远看,是不妥当的。

作者:为什么辩护律师不可为了接案而随便表态?

王同生律师:不少人认为,人们买东西还要考虑到是否实用,用钱购买你们刑事辩护律师的服务,当然也要货比三家,要考虑到辩护效果,你不给人家一个说法,人家还会聘请你吗?

虽然这话有道理,但忽视了辩护律师工作的特殊性,忽视了刑事案件的微妙性,忽视了当事人亲属陈述事实的局限性。

如果考虑到了这三点,就会明白刑事辩护律师为什么不能够轻易表态了。

所为辩护律师工作的特殊性,我主要说一点,那就是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风险是很大的,这也是大多数律师远离刑事辩护业务的原因;关于刑事案件的微妙性,主要是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就会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需要认真对待;当事人亲属陈述事实的局限性,我想不用我详细说人们也会知道,那就是他们掌握的案情不全面,他们陈述的事实会带有倾向性。

作者:如果遇到了当事人的亲属要求律师就案件的结果发表意见时,辩护律师应该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自1995年从事律师工作以来,我从未就案件的结果表过态,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会尽最大努力,至于结果我无法表态。

听了我这句话之后,少数当事人亲属会去聘请表态的律师,绝大多数还是会和律师建立委托关系的。大多数当事人亲属心里也有一杆秤,他们会认为乱表态的律师是不诚信的。当然,也有个别的会认为“表态”的律师水平高,这总归是少数。

还有,律师乱表态了之后,最终结果当事人及其亲属不满意,会出现某些事情。

当然,个别的律师有自己的应对方式,有人总结为“三拍”:

接案时拍胸脯----大包大揽地表态;办案过程中拍脑门---办案人员怎么会这样理解呢;结果不理想了,拍大腿,推责任----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法官……

你说这种办法可行吗?当事人及其亲属相信吗?

作者:怎样看待表态打官司保赢的律师?

王同生律师:是啊,是有这种情况,可能少数会蒙混过关,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行的。

有这么一个案子:

一案六被告,开了一上午的庭,需要下午继续开。中午就餐时我发现第三被告的辩护人没人管饭,我就叫着他和我一起吃饭。吃饭过程中,这位辩护人和我的当事人亲属说了一句话,差点把我气死。

他说:“你的孩子应该无罪,最起码也是缓刑。”

我两眼狠狠地瞪着他,心说:“好心叫你一起吃饭,你胡说什么!”

还有一个案子,十几年之前了,那个时候律师会见需要两名律师,一个律师是不允许会见的。

有一次我请同事和我一起会见一名被告人,看守所的会见室满着,需要排队。

正巧另一名律师也和他的同事在等着会见,我就建议这位律师让各自的同事回去,我和他相互配合着会见,这位律师同意了。

先会见他的当事人,会见过程中我什么话也没说。

会见我的当事人时,当事人对一个法医鉴定有异议,就是否重新鉴定征求我的意见。还没等我说话,这位律师发言了:“这个鉴定结果有问题,重新鉴定一定能够改过来。”

我知道这个律师就是有这样的习惯,我也没有说什么。

乱表态,有的有意为之,有的习惯使然。

不管哪种情况,都应该注意,尽量更正。

作者:对辩护律师表态能够当天会见怎么看?

王同生律师:我也已经注意到有这样的广告,应该说抓住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亲属的心理软肋。

刑事案子发生之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亲属都非常想了解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情况。

如果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亲属是不可能与他见面的。这个时候,除了办案人员、看守所民警,只有辩护律师可以见到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相关亲属就会退而求其次,聘请辩护律师去会见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这也是人们聘请律师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成了有的律师承接刑事辩护业务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抓手”。

所以,有的律师就会表态:只要你办理了委托手续,当天就能够到看守所会见嫌疑人或者被告人。

作为一种营销策略无可厚非,但是,在和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亲属接触交流时,要说明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一是法律规定了有几类案件,律师会见需要办案单位批准;

二是到办案单位提交手续出现意外,比如办案人员不在家,其他人员不接受;

三是遇到办案人员正好在提审,与律师会见正好冲突;

四是辩护律师时间安排不过来;

五是其他情况。

诚信是一名执业律师长久发展的需要。每一名执业律师创建品牌的基础之一是“诚信”,缺乏诚信的律师,称为“好律师”、“品牌律师”的可能性较小。

因为,如果有的案子未能够“当天会见”,就会引起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亲属的不满,就会影响到律师的声誉。

     作者:聘请律师的手续办了,钱到手了,是不是在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接触时,就可以……嗯?

王同生律师:接受委托之后,与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亲友打交道的时候,也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只有这样,辩护律师才会集中精力地去依法辩护,才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轻轻松松做律师。

我的意思是不管干什么事情,轻松上阵才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才会提高自己的工作成果。如果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着,就不会集中精力,就不会真正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刑事辩护律师而言,就不利于维护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怎样做到轻轻松松做律师呢?

一是要坚持律师事务所统一收案收费,出具正规的手续,特别是发票。

有个别的律师为了自己多收入,律师费不交到单位,也有的只是向单位交一部分。

如果这样做:

当事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律师不正统,甚至怀疑律师的人品,对律师的看法就会打折扣,就不利于双方之间的配合,不利于成功辩护。

也有的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亲属,会以此要挟律师,逼迫辩护律师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甚至在案件结束后要求辩护律师退费。

所以,辩护律师不要自己乱收费。如果律师乱收费,就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常言道:铁怕落炉,人怕中套。人,一旦有把柄在别人手里,就麻烦了!

二是辩护律师不要承诺为当事人走关系。

首先,这是不符合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其次,如果花了当事人或其亲属的钱,没有出现当事人及其亲属要求的结果怎么办?会出现什么情况?

作者:如果遇到当事人或其亲属要求律师为他们走关系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当然是委婉地拒绝。

我的做法是说明利害:一是辩护律师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二是不赞成做这种事情;三是辩护律师找办案人员,效果差。因为,辩护律师天天和办案人员打交道,如果钱花了,事情办不了,辩护律师只能会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四是当事人及其亲属通过自己的关系做这种事情,效果相对好一些。至于为什么这样说,“你懂得”。

一个台湾人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他的家属委托我给他辩护。前两个阶段没有提出“走关系”的要求,到了审判阶段,要求我替他们“走关系”,我拒绝了。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思路:我负责辩护,他们再找一个律师负责“走关系”。

作者:人家因此和辩护律师解除委托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首先,这不是当事人及其亲属解除委托的合理理由;其次,如果当事人及其亲属非得解除委托,也无所谓,不就是退律师费吗?

刑事辩护律师要懂得舍弃,否则,最好不要涉及刑事辩护业务,那是很危险的。

一个刑事辩护律师,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

抓了一个“什么人”牵扯到一批律师,抓了一个律师牵扯到一帮“什么人”的事情还少吗?

作者: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律师最大的敌人是当事人,辩护律师怎么和当事人及其亲属交心?

王同生律师:有些说法是偏激的。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要想把案子办好,首要的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交心,请他们理解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的做法,不要产生误解,使律师无后顾之忧、轻松上阵。

有的案子在接受委托时,要详细地和当事人亲属交流了相关办案思路,告诉他们,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是需要技巧的,特别是一些有出入的案件,如果不讲究技巧一股劲的往前冲,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基于个别政法人员认为律师“教着被告人说话”,为了增强被告人口供的可信度,有的案件要少会见被告人,少谈案情,为庭审做准备。要尽量列举相关案例,争取得到当事人亲属的认可。

一起故意杀人的案子,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他的家人想委托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在和被告人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两个问题:

一是被告人很老实,老实的有点愚;二是案件可能有问题,被告人见了律师后很可能会改变自己以前的供述。

针对以上情况,我向被告人的家属提出来要相信我,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思路,律师该会见被告人时会见,不该会见时,家属不要逼迫辩护律师会见,一个出发点:增强被告人本人口供的真实性;一个目的:争取最好的辩护效果。

我去会见时,被告人一听说是律师,就哭了起来:我没有杀人啊,我就不认识她。

我和他拉了几句家常,就终止了会见。

案件到了审判阶段,我再没有去会见他。第一次庭审后,公诉机关要求补充材料。一直到第二次开庭,我还是没有去会见他,并且第二次开庭时我向被告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被告人,我一共会见你几次?”

“一次。”

“案件退查后,我有没有会见你?”

“没有。”

我为什么这样发问呢?

因为我听说公诉人去提审被告人时,专门向被告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的律师是怎样和你说的?”

被告人回答:

“律师再没有来见我啊。”

正是我的这个做法,增强了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审判人员更容易相信被告人的口供,为案件的辩护效果向着对被告人有利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

最终,办案单位为被告人变更了强制措施,办理了取保候审,把被告人放了出来。

案件不了了之。

所以说,律师辩护要讲求艺术。

作者:人家聘请律师就是为了通过律师了解一下案件的情况,辩护律师却不允许他们看材料,能行吗?

王同生律师:不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看材料是有理由的。

总体的原因是当事人亲属看卷宗材料对案件的辩护不会有什么好处,甚至会对案件的辩护起到负面的作用。具体说来:

一是法律规定不允许;二是当事人亲属看了刑事案件卷宗材料之后,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会有正面的帮助,很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三是如果当事人亲属看了卷宗材料后,把控不住做出了违法的事情,一定会受到法律追究;四是如果因为当事人亲属看了卷宗材料后,出现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辩护律师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遇到个别当事人的亲属提出看卷的要求时,都会耐心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明利害。

具体说来,我一般会根据交流时的具体环境和氛围,以合适的方式说出下面几句话:

你们看了卷宗对案件的辩护有什么用处呢?难道会把卷宗材料中不利的部分看没了?还是变成了有利的情节呢?如果你们看了卷宗材料之后,沉不住气,找了证人或者做了其他的事情,材料发生了变化,办案单位一定会核实的,到时候证人等一定会把你们做的事情和盘托出的,到那时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不单单会对案件的辩护不利,其他的人员也会触犯法律,如此,一个事情不就变成了两个事情了?何必呢?

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辩护律师说明白了,当事人亲属还是理解的。

作者:遇到极个别当事人亲属不理解非要看卷宗的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遇到这种情况,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亲属之间就很难合作了,大不了解除委托,反正不允许他们看卷!

一起贪污案件的二审,涉及到一个国有企业的副职。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求复印卷宗,说是拿着去找一个明白人、一个领导看一下,我没有允许。最终他把我的办公室门子用力一摔,气哼哼的走了。

当时我想:门子你可以随便摔,卷宗就是不许你印。对不起了,这也是为你好,为了防止你再惹上其他的事情,你会明白的。

作者:如果当事人的家属等人提供了证据材料让律师提供给办案单位,作为辩护律师应该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要学会聪明地使用当事人亲属提供的证据材料。

在从事辩护工作中经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拿来证据,要求辩护律师提供。这个时候,要做到“聪明地使用”,标准:不能够对被告人不利;不能给辩护律师带来风险。

我的做法是:一是和提供者说明做伪证的利害关系;二是让提供证据的人书面证明证据的真实性;三是在提交证据时说明来源。四、如果可以的话,可建议他们直接提供给办案单位;五是就这份证据材料是否使用,辩护律师要帮助他们把好关:总的原则是如果使用这份材料,不会对被告人本人、被告人的家人不利,最好是对案件的辩护有好的作用,最起码不能够起到坏作用。辩护律师如果能够和被告人的亲属形成统一的意见最好,如果意见不统一,一定要征求被告人本人的意见。要告知利弊,要形成书面笔录。

作为辩护律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刑事案件的结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影响很严重;刑事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敏感环节”也很多。

一起强迫卖淫的案件,嫌疑人的姐姐拿着受害人亲自写的证言来到我的办公室,证明嫌疑人并没有强迫受害人卖淫,也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强迫受害人卖淫,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改变罪名,将强迫卖淫罪改为容留卖淫罪,使嫌疑人获得从轻处罚。

看了他们拿来的材料,我说:“刑事案件不同于经济、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很严格,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很严厉,如果提供了虚假证据,会被追究责任,甚至会追究刑事责任,希望你们明白,希望你们慎重。”

“受害人写的都是实情。”

看到对方依然坚持,我问道:“你是怎么找到受害人的?”

“是受害人主动找到我的。”

“她为什么主动找到你?”

“就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你们以前很熟悉吗?”

“不熟悉。”

“既然不熟悉,她为什么主动找你反映情况呢?”我追问道。

“作为案件的受害人,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替你的弟弟着想呢?”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嫌疑人的姐姐说:“她从我这里借的钱。”

听到这里我就明白了,“是她向你借钱呢还是你用钱买着她作证呢?”

“确实是她借我的钱,我有录音。”嫌疑人的姐姐边说边拿出录音,想让我听一下。

“我不用听录音,我只是给你说明利害,最终的决定还是由你自己考虑。”作为辩护律师,在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辩护的时候,他们的家人着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放任她们铤而走险。我继续说,“你要知道,侦查机关一定已经找了受害人问了材料了,你能够保证受害人在侦查机关所做的证言和现在给你写的证言一样吗?”

嫌疑人的姐姐迟疑了一下,说:“不管一样不一样,总得尊重事实吧。”

“现在案件在侦查阶段,我不能够看材料,我还想和你说明一件事:如果受害人的两份材料不一样,侦查人员会找她核实情况,会问她为什么改了说法,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有录音呢!”

看到嫌疑人的姐姐开始不耐烦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想了一会儿,我说:“现在是侦查阶段,律师还不能够取证,如果你想提交这份材料,你可以直接交给办案人员。”

嫌疑人的姐姐交上材料之后,并没有发生我担心的事情,当时我很奇怪,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复印了卷宗材料之后,才发现,受害人在侦查机关的证言也是证明嫌疑人没有强迫她,是其他人强迫她,嫌疑人不知道她是被其他人强迫的。

既然这样,罪名为什么是强迫卖淫呢?

因为,嫌疑人本人“承认了”他知道受害人是被别人强迫卖淫的,再详细的细节不便于写。

本案,我详细查阅了卷宗之后,是按照不构成强迫卖淫罪,而构成容留卖淫罪辩护的,最终,判决的罪名是容留卖淫,被告人及其家人很满意。

就嫌疑人的姐姐提供受害人证言这个细节我想多说两句:一是,嫌疑人的姐姐很幸运,多亏了受害人的说法和卷宗材料里面的内容一致,否则,关联到所谓的“借钱”这个事情,就会有麻烦;二是既然受害人的说法与卷宗材料中的证明内容一致,就没有必要再去取证,再次提交所谓的证据。

作者:前面说了作为辩护律师如何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打交道,那么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律师的一些具体的辩护工作,大家应该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接入任何一起刑事案件,都必须要先向办案单位提,只有提交了手续,才算是正式介入,才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

有的人会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除了那几种情况外,拿着相关的手续就可以去看守所会见,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呢?

大错特错了!先向办案单位提交手续从辩护律师防范执业风险来说这是必经程序!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大律师”承接了一个刑事案子,因为工作很忙,就安排了两名年轻律师替他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两位年轻律师会见之后,办案人员将两名年轻律师找了去谈话,问他们凭什么去会见,要建议司法机关处分两名年轻律师,两位年轻律师一下子懵了。

大家可能问: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位“大律师”还没有把辩护手续交到办案单位!两位年轻的律师又不知情。

现在的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之后要及时告知办案单位,如何告知,没有具体的规定,我认为提交手续是最安全的告知方式。

有的时候,辩护律师给办案单位的相关人员打一个电话说明委托事宜;有的时候办案单位不接受辩护律师提交的辩护手续,说是没有必要,不用提交。我想说的是,不出问题还好,除了问题就“有必要了”,就会以此来说话,来责问辩护律师或者建议有关部门追究律师的责任了。

作者:辩护律师提交辩护手续时,如果办案单位和具体承办人员推脱时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现在,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也有极个别的办案单位或者办案人员不希望辩护律师提早介入,更不希望辩护律师早会见嫌疑人,认为辩护律师会见了嫌疑人之后,不利于他们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不利于他们“拿下”嫌疑人的口供,所以,极个别的情况下,会有意延缓辩护律师提交辩护手续,遇到这种情况,作为辩护律师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的做法是用特快专递把辩护手续给办案单位寄过去。

有这样一个案例:2012年,有一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他的家属委托我作为他的辩护人。我去提交辩护手续时,办案单位的其他人员要求我交给承办人,可是具体承办人以在外面有公务为由拒绝和我见面,我联系了两天,毫无结果,就在办案单位所在地用特快专递把手续和会见申请给办案人员寄了过去。

办案人员第二天就打来了电话:“我从事公安工作二十年,第一次收到律师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手续,我和领导汇报了,下午陪你们去会见。”

当然,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们还是向办案人员表现出了足够的尊敬。

作者:在与办案人员交流过程中,应当注意什么?

王同生律师:两个字“谨慎”。

为人要诚实,这是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但是,诚实并不是不讲求策略。

作者:为什么说辩护律师与办案人员交流要谨慎呢?

王同生律师:当然是为了更好地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进行辩护,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谨慎交流不是防着办案人员,这里的“谨慎”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不要得罪或者让办案人员不痛快,不要人为的给自己的辩护工作设置障碍,说话不要太直接,要讲究分寸。

有一个合同诈骗案子,提交辩护手续时,办案民警征求我的看法。

当时,我的观点就是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可是又怕办案人员不乐意听,我就换了一种说法:

“我未看到全部的材料,不过有一种直觉,这个案子还是请你们慎重考虑罪与非罪。”

看办案人员的眼神,显得比较吃惊。这个案子最终因为检察院不予批捕而变更强制措施,嫌疑人取保候审回到家中。案子两年多了,就这样放着,再无人过问。

个别辩护律师图一时口舌之快,自己表演了,自己痛快了,可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麻烦了。

如果辩护律师忘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不妥当的。

也有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家属乐见辩护律师的上述行为,我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案件具体对待,具体人员也要区别对待。

有时候,作为一种策略未尝不可,但不可不加思考地运用。

二是不要将不该透露的信息过早的说出来,否则办案人员会综合相关信息,“想办法”应对,会出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结果。

有的人会对我的这个说法不是很理解。会问辩护律师和其他的办案人员不都是在依法办案吗?不都是坚持实事求是吗?

辩护律师的辩护工作和侦查人员的侦查工作侧重点有很大的差别。

辩护律师的职责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让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获得无罪、免刑或者减轻、从轻处罚。

侦查人员的职责是打击,是打击无法犯罪行为。

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他们会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通过搜集到的信息,拓宽自己的侦查思路;通过对搜集到的各类信息的技巧性使用,来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辩护律师的职责要求辩护律师不能够透露对自己的当事人不利的信息,当然,法律规定的极个别情况除外。这就要辩护律师掌握好分寸,不能说的坚决不说。

有一个职务侵占案子。我到办案单位交嫌疑人的家属写好的取保候审申请时,侦查员表现出了要和我交流的意向,并且问道我在会见嫌疑人时,嫌疑人讲到的案情内容。我了解这个案子的诸多“特色之处”,说起话来就非常的严密、谨慎,并且为自己的说法找到了合理的根据,很好地自圆其说起来。

有一个体会不知道是否正确:虽然办案人员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他们对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很长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真正为“依法公正办案需要”来主动和辩护律师交流的还是极少数,辩护律师要求交流他们不拒绝就很好了。所以说,如果办案人员主动和辩护律师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案子“不行”,最起码也是“底气不足”。

打个比方:拥有极其尖端武器的美国会主动和对手和谈?

作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聘请律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办案人员和看守所民警外,只有辩护律师可以见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们一定会要求辩护律师去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你能说一下辩护律师在会见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吗?

王同生律师:好的。

其实,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辩护工作的必经程序。

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要弄明白下列问题:

看守所是什么地方?是关押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在押人员的地方。

辩护律师是什么角色?或者说是什么人?是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人。

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什么角色?和辩护律师是什么关系?遇到会怎么办?不用细说,大家就会明白,因为有个事情大家不会轻易忘却-------“使眼色翻供说。”

所以说,请辩护律师注意看我写的有关律师会见及风险防范的内容:

1、必须严格遵守看守所的规定。

请注意“必须”和“严格”两个词语。

我到大连某县级市的看守所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被告人看到我吸烟,就要求我给他点上一支烟。我说:“律师在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不允许给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递烟的。如果律师违反规定,被看守所监控人员发现了,可能会终止律师会见,甚至会扣下律师的执业证。在我们当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我从未给被会见人员递烟,来到千里之外的看守所,更应该遵守规定。”

因为我拒绝了被告人的不合理要求,该被告人不是很高兴。

会见完毕后,看守所民警来到律师会见室问我:“你给他【被告人】烟了吗?”

我说:“没有。”

民警:“你给他火机了吗?”

我说:“没有。”

民警不相信,当场命令被告人站起来搜身。

这个时候,被告人才真正理解了我为什么不给他递烟了。

当然,有的律师会说:“我每次到看守所会见,都给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烟,看守所民警从未制止我。”

不能因为没有被制止,就是合乎规定的,就是应该做的。

为什么我把这个不少人会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呢?

因为我在看守所会见被告的时候,有的律师跑到我会见的屋里问我是否可以给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递烟,还有的律师因为自己没带烟,为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跟我要烟。

作者:遇到这种情况,作为辩护律师应该怎么应对呢?

王同生律师: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做的,共五点:一是表现出是为了防止出现不利于辩护的因素;二是说明规定;三是建议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要抓住主要矛盾---辩护,尽量不要节外生枝;四是注意语调、口气,必要时用玩笑的语言说出理由,拒绝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不合理要求;五是千万不要训斥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人家家人花钱聘请律师的目的不是让自己人挨训,更何况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挨的训斥已经不少了。

初次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要介绍自己的身份,征求被会见人是否同意其家属的委托,并且记录在会见笔录中。

作者:辩护律师初次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初次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首先应完善相关的程序性东西。

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亲属办理了委托手续之后,律师会见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要介绍自己的身份,说明委托人的姓名,征求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否同意其亲属的委托事项,是否同意律师为他辩护。

绝大多数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同意的,也有极个别的出于某种原因不同意:家庭困难,怕家里人为自己花钱;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拒绝辩护;想委托其他的律师等等。

律师会见的时候,要认真做好会见笔录,将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想法记录在案,只要不涉及案情的情况,要告知其家人,尤其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想委托其他律师时。

不能够因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想换律师,就生气,就有意不和他的家人说。

做律师,先要做人!

作者: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不合法的要求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关押起来之后,除了办案人员、看守所人员之外,能够见到的就是辩护律师,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辩护律师是其亲属聘请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恨不得辩护律师什么事情也替他做,会提出某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甚至还要求或者诱导辩护律师、利用辩护律师为自己做出违法的事情,比如:串供等。

这个时候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不懂法,不知道有些行为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只是一心脱身,很少去考虑后果;还有的片面地相信所谓的关系;还有的片面地相信“能人”的话语。

他们不考虑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后果,更不可能为辩护律师考虑……

辩护律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通常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讲明法律规定;二是摆明利害,尤其是可能够给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自己及其家人带来的负面后果,这是最容易“让他们想明白的论据”;三是机敏应对,防范风险。

有一次我到看守所会见的时候,犯罪嫌疑人让我给他的妻子捎一个电话号码,我有意把电话号码写错了一个数字;第二次会见的时候,又让我给他的妻子捎一个QQ号。

我拒绝了,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不允许的,如果被发现,对他本人不好,对他的妻子不好,作为律师,也会被吊销执业资格的。

他非常的不高兴,质问我:“难道我会害你吗?”

我反问说:“如果你的妻子通过这个QQ号码做出了违法的事情,妨碍了政法人员对案件的侦办工作,谁负责。”

嫌疑人:“我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正面质问他:“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他哑口无言了。

作者:这不就把关系搞僵了吗?

王同生律师:还是那句话,辩护律师要时刻把预防风险放在第一位!还有,要因人而异,有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会因此造成对自己的案件的辩护非常不利的后果,有的还危及他们的家人。

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律师替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捎出去通信方式,其亲友做出的“行为”是不可能对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利的,并且是有害的!执法人员就那么好糊弄吗?如果执法人员发现端倪,深入追查,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很可能一个事情变成了两个或者多个事情,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亲友也会涉嫌违法,甚至构成犯罪的,也会被追究责任的。

有一个交通肇事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之后,被告人的家属找到了相关证人做工作,证人改变了原来的证言。之后,请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被告人,把改变后的证人证言告诉了被告人,被告人把自己的供述也改了。

公诉人提审被告人时,发现被告人“翻供”了,便找来证人核实材料,发现证人的证言也改变了,并且和被告人的说法一致。这下引起了公诉人的警觉。

公诉人向证人说明利害,最终证人说出了被告人的家人找到他做工作,要求他改变证言的事实。

公诉人再次提审被告人,讯问为什么翻供,为什么他翻供后的供述和证人之后的证言为什么一致,是谁告诉他证人已经改变了证言,以及改变后的证言内容的。

被告人开始不承认自己翻供。当公诉人告知证人已经将被告人的亲属私下做工作的事情全盘托出,下一步要追究被告人亲属的法律责任时,被告人权衡利弊,把辩护人抛了出来,并且把辩护律师如何说的,如何教的都详细说明。

公诉人和领导汇报之后,领导决定:调查律师是否具有违法行为。

辩护律师知道这个信息后,马上托关系找熟人讲情认错,并且承诺不再担任该案件的辩护人。

事情之后的进展无需再说。

你说这个律师是否是帮了倒忙呢?这个律师应该这样做吗?

所以,不单单是为了律师个人的执业安全,就是为了真正保护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作为辩护律师,也不应该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作者:如果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要求和辩护律师一起进去会见,行吗?

王同生律师:当然不行了。并且,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一旦被发现,辩护律师一定会受到处分的。

现在绝大多数看守所条件很好了,律师会见时审查得很严格,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但是,也有的看守所条件比较简陋,很容易出现纰漏。

绝大多数的律师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来执业,但是,也不排除极个别律师不懂或者一时糊涂。

十几年前我就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那个时候,会见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需要两名律师。看守所的硬件条件很简陋,被告人家属很容易进入会见室。我和另一名律师会见一个合同诈骗案件的被告人。我填写会见手续时,因为律师会见室很少,另一名律师为了尽早会见,就进入会见区域“占”下一个会见室。我填完了手续进入会见室时,被我看到的事情吓傻了:被告人的哥哥竟然来到了会见室。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才确信是真的。我的眼被吓花了,汗水腾的一下就出来了。我赶紧说:“你怎么进来了!”

被告人的哥哥说:“他们【民警】没拦我,我就进来了。”

我没时间和他解释,说:“你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赶紧走!”

被告人的哥哥看到我的反应,知道闯祸了,就赶紧向外走,他前脚走出会见室,被告人就被看守所的值班民警带进了会见室。再晚几秒钟,就会被民警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被告人坐好,民警离开会见室之后,我质问另一名律师:“你为什么领着他进来?”

另一名律师说:“我认为他可以进来,再说,看守所民警也没有制止他。”

作者:听着怪吓人的。

王同生律师:哎,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

也许有人说我过于谨慎。

说句到家的话,刑事辩护律师,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只有这样,才会最大限度的预防风险,才有机会为自己的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作者:以你的体会,辩护律师怎样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信任?

王同生律师:一般来说,只要他们的亲属给他聘请的辩护律师,一般会得到信任的,也有例外。

律师会见时和在押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拉“家常”、谈心是我一贯的做法。

    作者: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王同生律师:这样做,一是可以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为以后辩护工作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要知道,取得当事人及其亲属的信任,是律师成功辩护的关键。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希望律师扮演“律师”角色,也希望律师扮演“家人”角色,有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希望律师扮演“家人”角色,和他谈心,帮他宽心。

当他们被刑事拘留、被逮捕、被关押到看守所,失去自由时,最迫切的愿望之一是见到自己的家人。

刑事案件,从立案到判决生效数个月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可能和其家人见面的。

所以,律师有时候要扮演“家人”角色。

辩护律师扮演“家人”角色可以,但不能做“出格”的事情。

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案件,因为嫌疑人的家庭比较困难,嫌疑人对自己被刑事拘留之后家里的情况非常关心,为了让他安心,仅在侦查阶段我就会见他十次。至于会见的内容,多数是和他谈心。每当他问起家里的情况,我都说很好:父母身体健康,子女听话,妻子很是关心他等等。当他问到一些很边缘化的问题,比如孩子考试得了多少分?

我就笑着说:“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你的妻子没有和我说。”

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说孩子考得很好不就行了嘛?

当然不行,很可能会让嫌疑人发现律师在说谎话。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嫌疑人的家人是不会和律师谈起这个问题的。

如果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之后,家庭出现了不好的变故,律师是否实事求是地告知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呢?我一般不会告知他们,尽量说好,最多说不知道。

作者:这是为什么呢?

王同生律师:如果将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家里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告诉他,一是对律师的辩护工作不会有好的影响;再就是会影响到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情绪,会影响到看守所内部的管理,给看守所的管理带来负面的影响,看守所会迁怒与律师,会影响到律师以后的会见,不利于律师辩护工作的开展。

作者: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王同生律师:那道不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律师辩护是有技巧的,是需要讲求艺术性的。

大部分辩护律师,会见被告的时候,将开庭程序详细地告诉被告人,恐怕被告人不懂,甚至把最后陈述怎么讲,也和被告人说。认为只有这样才算认真负责,其实不然,有的案件,会起负面作用。

我认为,是否和被告人说明开庭程序,和被告人说明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具体的案件,具体的被告人,具体分析。

有的案件,说得越明白越好;有的案件,只说明某些程序;有的案件,干脆什么也不说,任其糊涂。

但是要和被告人说明白,为什么不和他说,防止被告人误会。

有个故意杀人案件,我发现被告人精神状态有问题,但是,卷宗材料中相关鉴定报告证明其精神状态没问题。

作为一个辩护律师,应对的措施很多:申请重新鉴定、调查取证等。

还有一个方法,可能有的律师注意不到:通过被告人本人的庭审真实表现,当庭证明其精神状态。

这个案子有这样一个细节:

被告人对自己出生日期的记忆,与他身份证上的日期不相同,被告人把他舅舅的祭日记成了自己的出生日期。

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被告人本身的精神状态有问题;二是被告人的舅舅生前对被告人非常的好,舅舅的去世对被告人的打击非常大。

这个问题被告人的母亲早就和我说了,但是,我并没有在会见被告人时刻意地和被告人说明白:让被告人开庭时按照身份证的日期说。

我采取的态度:顺其自然。

开庭过程中,核实被告人身份阶段。法官发现被告人说的出生日期和卷宗材料中的出生日期不一样,就问道:

“你说的出生日期是谁告诉你的?”

被告人:“同监室的人告诉我的。”

被告人的这句话一出口,马上引起了审判人员的警觉,对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也为律师辩护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个案子虽然致一人死亡,虽然一分钱未赔偿,被告人被判无期。

被告人本人及其家人比较满意。

这种情况下,是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对开庭程序非常熟悉,对答如流对被告人有利呢?还是问东说西对被告人有利呢?

有时候,“难得糊涂”也适合被告人。

作者:律师的辩护思路,是否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沟通呢?

王同生律师: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要沟通的,为了增强辩护效果,除了把握好通常意义上的辩护细节外,还要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辩护内容。应该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具体的被告人特点,确定“特色”会见内容。

我办理“三一五”特大杀人案件过程中,通过阅卷、会见被告,除了通常大家都知道的辩护观点,我发现本案有几个细节值得把握:

一是被告人长期受受害人虐待;

二是死者以前伤害过被告人亲人,还准备伤害其他人;

三是被告人不敢提出离婚,因为如果她提出离婚,死者曾威胁杀她全家;

四是杀死受害人是不得已的行为;

五是案件承办人员同情被告人的遭遇;

六是案件审判人员中,有女法官;

七是通过会见被告,我发现被告人头脑非常清醒;

八是开庭的那一天,被告人的孩子正好考试。

我在会见被告人时,确定了庭审发问的重点,除了其他辩护观点外,商定了一个“特色”辩护思路:情感辩护。

通过庭审发问,受害人的可恨处,被告人的无奈、悲惨遭遇以及杀死受害人的不得已,都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审判人员、公诉人面前,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

案件的结果: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宣判后,我到看守所回访,被告人看到我,第一句话:谢谢你,王律师,同监室的人都说我结了一个好果子,故意伤害的都上了死刑床,我被判无期徒刑,已经很满足了。

之后,被告人和我拉起了家常。

被告人的家人给我送了一面锦旗。

作者:你们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具体的会见内容,也要记录吗?

王同生律师:当然要记录了,这是辩护律师工作的真实记录,有时候作用还很大的,既证明了辩护律师的工作量,又可以防范有可能出现的风险。

也有极个别的辩护律师不做记录,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

作者: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会见笔录上签字吗?

王同生律师:会见结束后,让被会见人在会见笔录上签字也是必经程序,关于这一点不用展开说了,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会见完毕后,民警来了之后再让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签字。

作者:为什么?

王同生律师:理由很简单,为了防止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用律师递给他的签字笔自残。

现在的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里,辩护律师和被会见人之间有一道栅栏墙隔着,如果民警没在一边,如果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情绪不稳定,用辩护律师给他的签字笔自残,辩护律师是无法制止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辩护律师是有责任的。

我和一位律师去会见,会见完毕后,另一位律师想把会见笔录和签字笔递给嫌疑人,我制止了。

当时另一位律师不理解,出了会见室我说:如果他自残怎么办?

这位律师才恍然大悟。

作者:我发现,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很重要,很多辩护律师对调查取证有些退避三舍的意味,我有些不了解,你能说一下这方面的体会吗?

王同生律师:作为一名老律师,关于律师取证,我有必要多说几句,希望年轻律师考虑。

专业从事刑辩业务近二十年来,总体上感觉到: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律师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才能介入,侦查人员、公诉人、审判人员对律师取证行为不太“敏感”。

律师能够提前介入之后,对律师的取证行为,有的非常“敏感”,个别时候甚至表现的近乎“敌视”。有极个别的地方,专门给律师列“黑名单”。

现在刑事辩护中的律师取证环节,成为律师执业中的“雷区”。

在全国刑事辩护领域,针对律师取证风险,有一个说法:证人进去了,又出来了,律师进去了。

作者:什么意思呢?

王同生律师:如果律师找某一个证人取证,撼动了整个案件的“基石”,办案人员就会找到那位证人调查情况:律师怎么找的你?怎么问的?你为什么那样说等等。

如果调查结果“不满意”,会把证人传到办案单位,这就是“证人进去了。”

等证人“承认”:是律师叫我这样说的。或者:律师说着,我写的之类的话时,证人就回家了。这就是“证人进去了,又出来了。”

律师的麻烦就来了。办案单位就会找律师问材料,甚至传唤或采取其他措施。这就是“律师进去了。”

作者:确实怪吓人的。

王同生律师:一位年轻律师,给一个强奸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时,被告人的家人提供了一个身份证,按照身份证上记载的年龄,被告人系未成年人。

庭后,侦查机关经过调查,身份证是假的,年龄自然也是假的。

当侦查机关讯问被告人的家人假身份证的来源时,被告人的家人说:律师教我找人造了一个假身份证,以证明我的孩子是未成年人,可以判得轻一点。

结果是:律师被判刑。

本人也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后面会谈到。

作者:既然律师取证风险大,应该注意什么呢?

王同生律师:自九五年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以来,涉及到证人时,我从以下几方面防范风险,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尽量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尽量不要接触证人,把证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告知审判人员,请审判人员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作为一名律师,尤其是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现在的执法环境和现在的执法者的心理特色,避免因为自己考虑得不全面,给自己带来风险,给自己的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遗憾。

具体到律师取证,执法人员最先想到的是:律师教着证人说话,甚至认为律师教着证人作伪证。

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思维:一是律师提供的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不如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信;二是律师已经事先和证人说好了,已经告诉证人应该怎么说了;三是如果证人证言从根本上推翻全案材料,就考虑“调查证人”,进而“教训律师”,来“维护事实真相”。

作者:那么,律师怎样突破这样的思维方式,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呢?

王同生律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让这样的思维有“产生的空间”。

最基本的做法:不去接触证人,要求证人直接出庭作证。并且在庭审中向证人发问时,不要忘记问:证人XXX,在这之前本辩护人有没有见过你?证人当然回答:没有。

这一问一答,既可以让律师避嫌,又能够提高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对当事人本人,对案件的公正审理都有好处。

一位政法人员因为涉嫌贪污罪和受贿罪被逮捕,通过阅卷和会见被告人,发现一名证人的证言能够证明被告人受贿罪不成立。被告人的家人要求我去调查取证,我的建议是申请这名证人出庭,当庭作证,在这之前,辩护律师不去接触这名证人。被告人的家人不高兴:

“你不去取证,我们花钱请你干什么?”

我说:“辩护律师的职责不单单是取证,被告人的家属聘请辩护律师是为了让案件有一个好的结果,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要想实现这个最终的目的,在辩护过程中,就要讲究策略。辩护律师开庭前不去接触证人,是为了提高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证人证言中对被告人有利的部分的证明力。”

听了我这些话,被告人的家属才同意了我的辩护思路。

“王律师,那位证人说开庭时不出庭了。”开庭前一天傍晚被告人家属打来了电话。

“为什么?”我立即警觉起来。

“今天上午九点,公诉人把他叫了去,威胁他,不许他出庭作证,今天下午四点才让他回家,这个证人害怕了。”

“这恰恰说明了这个证人证言的重要性。”

“那怎么办?”

“是否出庭作证,全凭证人自愿,他实在不想出庭,也没有好办法。”

作者:之后呢?

王同生律师:第二天,证人又同意出庭了。

庭审过程中,我当然少不了那一问:

“证人,在此之前本辩护人有没有见过你?”

证人:“没有。”

最终这个案子经过辩护,被告人不构成受贿罪,被判缓刑。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属都很满意。

作者:如果证人不出庭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可以要求庭前或庭后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一起找证人核实。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审判人员主持、记录,先由公诉人发问,再由辩护人发问,最后,审判人员根据情况进行发问。

作者:关于慎重取证应如何理解?

王同生律师:所谓的慎重取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决定是否取证时要慎重;二是在取证过程中要慎重行事。

关于第一点,我不再赘述。至于第二点的理由,我想大家应该清楚:调查取证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的;再就是,辩护律师取证的过程中往往会蕴含着诸多法律风险。

一起强奸案子,被告人取保候审之后不久,其家人就坚决要求辩护律师去找一个证人调查取证,取证的目的就是推翻受害人的证言,否定强奸罪指控。强奸罪在证据方面的特殊性大家都应该清楚,往往是一对一,是孤证。这种情况下如果推翻了受害人的证言,直接涉及到罪与非罪,办案单位不论是侦查机关还是审查起诉机关都非常的关注,这类证据的调取,尤其需要谨慎。但是,被告人又坚决要求辩护律师去取证。

当时我采取了一个办法:多名辩护律师同时取证。我请两位同事和我一起去,见到证人之后,多余的话不说,“开拳就打”直接进入主题,取证完毕后,多余的话不说,迅速离开。让两位同事也签上了字。

开庭提交证据前,我说:

“关于辩护律师取证,法律没有要求必须由几名律师,但是,为了增加本次取证的可信度,本辩护人邀请了我的两位同事一起调查取证……”

证据调取了,开庭也提交了,通过这份证据,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被告人不具有强奸的故意了,开庭时,被告人也否认强奸了,可是,庭后不久,被告人又写了一个认罪的“亲笔供述”提交到法院。

作者:为什么会这样?

王同生律师:庭后,办案人员传唤被告人说:“按照现有的情况,你已经翻供,不具备取保候审的条件了,如果你再不老实,就会再次把你抓起来,缓刑的希望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你对辩护律师调取的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可信度会有什么看法?

你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会有什么看法?

办案人员呢?他们会怎么想呢?

如果一名律师取证而不是三名律师取证,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作者: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是否经过办案单位的批准呢?

王同生律师:根据法律规定,向受害方取证一定要经过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批准。

所以,向受害方取证一定要经过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批准(现在相关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即便是批准了,取证过程也要慎之又慎,必要时可以申请相关证人出庭。

向受害方取证,我自1995年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果受害方某个证人的证言不真实或者具有其他对被告人可能有利的情况,可以直接申请这个证人出庭作证。

作者:你反复提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现在谈的是向受害方证人取证的问题,你如果仍旧坚持申请他们出庭作证,但是,作为受害方的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很可能说一些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王同生律师:你说的这些顾虑确实存在,所以,如果申请受害方的证人出庭,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准备。受害方证人本身对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就存在“敌视情绪”,不可能轻易说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言,更不可能推翻其卷宗材料中已经记录在案的证言,所以,辩护律师要详细研究案情,研究庭审发问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多准备几套发问方案;

二是如果受害方证人出庭,在开庭前,公诉人可能事先和证人见面、碰头,做相应的准备。这个因素也应该考虑到。

有个强奸案子,应被告人的要求,申请了一名受害方的证人出庭作证。作证过程中,这位证人对公诉人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并且回答的“天衣无缝”。当我作为辩护人提问时,一概拒绝回答,就三个字:不知道。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连续发问:“你的家庭住址?”

证人:“不知道。”

辩护人:“你的出生日期。”

证人:“不知道。”

然后我说:“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一个连自己家住哪里,年龄多大都不知道的人的所谓的证言,能够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吗?”

作证:辩护律师调取的证据,什么时间提交给办案单位?

王同生律师:这个事情要根据辩护工作的需要来确定,有的案件需要马上提交,有的案件需要过一段时间再提交,还有的证言不一定提交。

取证并不必然的提供给审判人员,通过取证,觉得该证人证言确实对被告人有利,可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要注意把握节奏,要有节奏感,要按照有利于辩护工作的节奏,要按照自己舒服的节奏进行辩护。

辩护律师调取的证据如果提交,尽量在开庭三天之前。有时候会遇到公诉人、法官以“开庭三天之前”来确定辩护律师提交证据的时间性规定的。

作者:辩护律师既然调取了证据,为什么不提交呢?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目的并不单单是提交给办案单位,有时候,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是为了确定某些事实,进而决定自己的辩护方向和辩护思路。

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的母亲说被告人在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农历生日没有换算成公立生日,直接将农历生日写成了公立生日,按照真实的出生日期,被告人作案时不满十八周岁,并且要求辩护律师到村里取证。

我和另一名辩护律师一起到被告人所在的村里,找到了村文书调查取证,村文书也证明了以上事实。为了印证他的证言,村文书还拿出了村里的老户口本,还列举了本村与被告人同一年生人的几个小孩子的姓名。

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实事求是地对村文书的证言进行了记录,最后,证人签字的同时,还让在场人,村里的书记也在笔录上签了字。

作者:为什么请在场人,村书记签名?

王同生律师:为了防范“意外风险。”

作者:那么,为什么申请这个证人出庭?

王同生律师:因为这个证人证言对案件非常的关键。通过当庭质证,可以增加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也可以节省案件的办理成本,因为,如果某一份证言对被告人的量刑作用大,特别是会“撼动”卷宗材料中的“某一个”部分时,审判人员不可能单凭律师调查取证的材料定案的,一定会亲自核实或者让侦查人员、公诉人核实,或者控、辩、审三方人员一同核实,如果直接申请证人出庭,就可能会省去了后面的这些环节。

再就是,证人出庭作证之后,可以防止证人证言的“反复”,有利于“夯定”案件的事实。

作者:调查取证取证需要几个律师?

王同生律师:调查取证取证必须两名以上律师,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大家都很清楚。既是为了防范来自自己当事人一方的风险,也是防范来自对方当事人的风险,还是防范来自证人的风险,当然,还有来自办案单位的风险。

取证时不但必须两名以上律师,还要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并且征得证人的同意。

如果辩护律师调取的证据作用对被告人非常的有利,办案单位一定会再去找证人核实,办案单位如何核实?不用在这里细说。

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证人会说是辩护律师教着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办案单位就会对辩护律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作者:作为辩护律师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当然是防患于未然。

所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要有两名以上律师同时参与,如果出现意外,可以作一下证明。

平时谈论起这个问题,有人说:即便是你辩护律师依法取证,但是,如果另一名律师因为某些因素,也证明你辩护律师违法办案呢?

那,只有想其他的办法。

作者: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是否要征得证人的同意呢?

王同生律师:那是当然,不仅要征得证人的同意,还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关于规定的地点,大家都清楚,一般是:辩护律师的办公室、证人的家、证人的单位,尽量不要在其他的场合。

关于征得证人的同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关乎辩护律师取证的程序是否合法,关乎到这个证人证言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有个贪污案子,一案四被告,我是为第三被告人进行辩护。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律师,工作非常的认真。辩护过程中,这位前辈就是到相关单位找到了有关证人进行了调查取证。庭审过程中,这位前辈将证人证言和单位的账目都带到了法庭。

当宣读完他调查的证人证言后,公诉人说:“辩护人在向证人取证时,未取得证人的同意,违法法定程序,证言无效。”

公诉人这样质证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辩护律师调查的材料中,少了一问一答:

问:“你对本次调查,是否同意?”

答:“同意。”

这位前辈当时就急了,把证人单位的十几个账本子从辩护席底下提到了辩护席桌面上,用力一摔,说:

“如果不同意我取证,他能够把单位的账目给我吗?我能够把这些账目带到法庭上吗?”

最终,审判人员说:“辩护人所取证言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庭不予采信。”

当时,我也找到有关证人调查取证了,调查笔录上也少了那一问一答,我赶紧在笔录上作了修改。

把下面内容:

问:“证人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道么?”

答:“知道。”

改为:

问:“证人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道么?你是否同意本次调查?”

答:“知道,同意。”

多亏了我是第三被告人的辩护人,有时间偷偷地修改,要不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获得的证据材料,被合议庭当着数十个旁听人员的面驳回,影响很坏不说,被告人及其家人会不乐意的。

里面还有一个窍门,这里不便写出来,请大家考虑一下。

作者:辩护律师取证时,当事人的亲属要求在场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首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被告人或者他的亲属在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会影响到证人证言的效力,两方面:

一是,证人证言有可能与事实不符;

二是,即便是证人实事求是地作了证,如果让相关办案人员知道了取证的情况,也会怀疑证言的客观真实性。

其次,不利于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防范。

作者:如果被告人或者被告人的亲属非得在场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晓之以理!

实在不行,就不去接触证人,直接申请证人出庭。

作者:怎样证明辩护律师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取证了?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程序性规定比较多,大家应该清楚。取证的相关程序性规定要注意,并且在笔录上体现出来。我之所以列上这一条,主要是考虑到有的人有时候会忽略某些细节。我只想点一个方面:

辩护律师取证时,需要介绍自己的身份,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得出示证件——律师证。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不可能每次都录像,怎样才证明辩护律师依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了呢?

把出示律师证这个细节记录下来,记录在笔录中。比如在笔录的合适的位置,用括号注明:(出示律师证)。

作者:你在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写道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要让在场人签字是什么意思?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请“有威望的在场人”签字这不是必经程序。这样做有以下考虑:

一是增加证言的可信度;

二是辩护律师可以防范风险。

有一个绑架案子,作为辩护人,我找到了某个证人调查了一份材料,办案单位知道后,找到了这位证人。

问:“你为什么这样说?”

答:“是辩护律师让我这样说的。”

庭审中我就此反驳说:“请合议庭注意调查笔录上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场人’这个位置,有村书记的签名,整个取证过程,村书记全程在场,如有必要,可请合议庭找村书记核实取证过程。”

请问,如果笔录上没有村书记的签字,作为辩护人会遇到什么情况?

作者:调查笔录需要证人签字吗?

王同生律师:那是当然!

调查笔录要让证人看,不识字的要读给他听,更正无误后,请证人注明:“以上材料我看过,记录的和我说的一样”,签名、捺印。

不识字的、看不清字的证人,调查笔录中要显示:

问:以上笔录已经读给你听了,记录的和你说的一样吗?

答:一样。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说:你王同生是不是草木皆兵了?

老人们经常说:小心无过火。

办案实践中,也确实遇到过此类的问题:

问完了材料根本就没给我看,就让我写上“以上材料我看过,记录的和我说的相符”,就让我签字了。

或者:

什么看不看的,我根本就不识字!

作者:如果证人不签字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如果证人不签字,这份证据就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了。

有的人将取证的过程录音,一是防止证人不签字,让调查取证无功而返;主要是证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过程中没有不合法的行为,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提高证言的可信度。

把调查笔录提交给办案单位就可以了。

取证录音不一定提交。

作者:你在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面说道让证人自己书写证言是怎么回事?

王同生律师:让证人自己书写证言,然后,将取证过程用调查笔录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是我九八年在北京参加高级律师培训时,进行刑事辩护业务交流过程中,有位辩护律师提出的一个做法。

这个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证言的可信度,在某些方面也可以减少辩护律师取证的风险。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有的律师说:人家就是说你教着他那样写,你又如何?

……

作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接触了证人,作为辩护律师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要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亲属不要接触了证人。

如果他们不听,辩护律师也没有好办法,但是,千万不要让被告人及其亲属接触证人。

作者:为什么呢?

王同生律师:一是辩护律师让被告人或者他的亲属接触证人,如果出现了证人改变了以前的证言,辩护律师会有风险。

二是被告人或者他的亲属接触证人,如果出现了证人改变了以前的证言,被告人或者他的亲属,会遇到其他的麻烦,甚至一个案子变成了两个案子。

如果被告人或者他的亲属想接触证人,作为辩护律师要说明利害。因为,被告人或者他的亲属接触证人,让证人改变了证言的内容之后,办案单位一定会重新找到证人,重新调查取证的。

办案单位重新取证过程中,在某些情况下,证人会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想不必细说了吧。

作者: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关键证人的证言,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很大,这个证人又没有出庭,无法当庭质证。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一是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再次开庭质证。

二是辩护律师可申请庭后由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同时调查核实。

三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

我倾向于第二种办法,执业过程中,我也这样做过。

第二种办法有以下好处:

控、辩、审三方找到证人之后,审判人员主持、记录,先由公诉人向证人发问,再由辩护人向证人发问,最后由审判人员根据情况,向证人发问。相当于开了一个“小庭”,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时间。也可以避免单独由一方调查出现偏差。还可以防止辩护律师单独调查出现风险。

作者:在网上我看到有的辩护律师请公证员出面一同调查取证,你怎么看?

王同生律师:不是请公证员与辩护律师一起取证,是请公证员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进行公证。

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时请公证人员出面,对辩护律师的这个取证过程的合法性进行公证,这个方法不错。

一是可以证明辩护律师依法律程序取证;二是证明辩护律师在取证过程中没有“言传身教”,避免蒙受“不白之冤”。三是有利于发挥辩护律师的工作职责,真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这个办法在民事案件中,不少律师也采用。

作者:通过前面的交流,我发现证据的来源有多种情况:办案单位取得,律师取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取得,证据的不同来源,对证据的效力有影响吗?

王同生律师:当然有影响了,来源不同,在政法人员的心目中,证据的可信度就不一样。

作为辩护律师,在提交证据时,要说明证据的来源。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避免因为证据的提交给辩护律师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可以看出,辩护律师提交证据时说明证据的来源,这是应该的。

作者:既然是应该的,我为什么要单独在这里提出来呢?

王同生律师:因为还有五个字:请依法核实。

辩护律师调取的证据,要说明辩护律师依法取得;被告人或者被告人的亲属交来的证据,也要如实说明:XXX提供。

不论哪种情况,都要加上一句:请依法核实。

有人说:你这不是找难看吗?

我想说:即便是辩护律师不写上这句话,办案单位该核实还是核实,不该核实还是不核实,他们不会听从辩护律师的意见的。

那为什么“脱裤放屁呢”?

“你懂得”。

看了这一部分之后,有人说:

这不敢,那不敢,人家找你辩护律师干什么?

辩护律师不是堵抢眼、炸碉堡的,是发挥聪明才智,发挥辩护艺术,讲求辩护技巧,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合法权益的。

防范风险不等于不工作,要真正为当事人负责,就得学会“聪明地工作”。

作者:你的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面很多地方谈到了“律师样”,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吗?

王同生律师:主要是希望律师依法辩护、严格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再就是,建议辩护律师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要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每一个辩护律师都能够做到的,你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王同生律师:经验谈不上,可以把我执业二十年来的体会说一下。

我认为,如果想真正把刑事辩护当做一个事业,最起码要做到如下几点:

1、充分准备是庭审展现律师风采、依法辩护的基础。

每次庭审辩护,我都要做充分的准备:

开庭的表情、语调、坐姿、手势,包括说话时,手里要拿着圆珠笔,要做出的合适的动作都事先模拟。

准备好庭审发问提纲。

准备好庭审质证提纲。

准备好辩护提纲。

还有其他应当准备的事项,不一一赘述。

总之,充分的准备是成功辩护的基础。

2律师要找到符合自己特点的“律师样”。

作者:怎样衡量哪种“律师样”值得推广,哪种“律师样”必须摒弃呢?

王同生律师:律师应该有“律师样”,平时的言谈举止,都要按照社会对律师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符合自己的“律师样”。

我的许多切身感触,让我深深地认识到,必须这样做。

说句实在话,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解,但是,我还是想说,因为这是真心话:

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目标群;不同的律师,“档次”不一样;不同的律师,当事人的“档次”也不一样;不同“档次”的当事人,对律师“档次”高低的要求也不一样。

律师“档次”提高了,当事人“档次”也必然提高,二者似乎成正比。

想成为“大律师”、“名律师”、“品牌律师”,必须从言谈举止提高自己的“档次”,因为,你的当事人也是具备相应“档次”的人,你的当事人会要求它的律师具备相应的“档次”。

当事人是要求自己的律师和他“门当户对”的。

当然,“律师样”没有固定的格式。

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符合社会或者说相应当事人的“标准”就可以了。

律师要做自己,要具备自己的特色。

要找到符合自己特点的“律师样”!

3、开庭时,律师也应该有“律师样”。

作者:刑事案件开庭,大家都觉得很神秘,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在开庭过程中应该怎么做?

王同生律师:庭审是很庄重、严肃的过程,开庭的时候,辩护律师也应该有律师样。

有的律师,庭审时很随意。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玩弄手中的钢笔,有的浑身乱颤,有的随意乱看,很少注意庭审。

一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很生气。

最起码说明这名律师对案件不负责,对当事人不尊重,对旁听人员不尊重,对审判人员不尊重。

如果让审判人员认为你不尊重他,引起了审判人员的反感,后果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

有一个真实的案子。

庭审过程中,因为律师的“不当行为”,审判人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醒道:“请律师注意形象”。

那名律师发表意见的时候,审判人员就有意教训了他一下。

律师说:“根据法律规定。。。。。。”

审判人员问:“你说根据法律规定,是哪个规定?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名律师一下被问住了,面红耳赤。

其实规定确实有,大家都知道。审判人员故意为之。

不是我赞同审判人员的做法,只是说明,庭审过程中,律师注意自己的形象很重要。

注意自己的形象,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4、“品牌型”“律师样”需要积累与维护。

    作者:关于创建律师品牌需要注意什么?

王同生律师:要有耐心,要注重积累。

一名律师,一名刑事辩护律师,要想干一番事业,就要树立自己的品牌,就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积累自己的“律师样”,就要时时刻刻用心维护自己的“律师样”。

“律师样”不单单指外表。

男律师长得帅气,女律师生的美丽,这是作为一名律师,一名辩护律师的先天优势。

有人说,现在是“眼球”时代,只要能吸引他人的眼球就可以了。

其实,人是很现实的,能力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律师要有“内涵”,不单单专业内涵,还有其他。

记得我为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庭审刚一结束,几个人就围到我的身边,跟我要名片,说他找的律师水平不行,要换律师。

当时我说:“一名被告人可以聘请两名辩护人,如果需要,我可以和那位律师一起为你的亲属辩护,如果你和那位律师解除委托再来聘请我,我是不会承接这个案件的。”

这也是我字九五年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以来一直坚持的做法。

有人可能不理解。

我想说:好的人品,是辩护律师最基本的素质,是一个好的“律师样”的基石。

德之崇,不求名之远而名自远。

不是吗?

作者: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你对庭审提问有什么看法?

王同生律师:刑事案子开庭时,有一个提问环节,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但是,也有个别的辩护律师重视不够。

关于庭审发问,本人有幸听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理事顾永忠老师做了专家论述。

作者:能说一下嘛?

王同生律师:顾老师说了很多,我引用其中的几条。

1、关于庭审发问的地位、作用。

【1】律师向被告人发问与举证、质证、辩论都是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手段;

【2】律师通过发问,表明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态度与异议;

【3】律师通过庭审发问,为整个庭审辩护的后续举证、质证起引导、铺垫作用;

2、关于律师向被告人发问的基本要求和技能

【1】有备而来,明知故问,没把握的不问,可以关注;

【2】通过发问,扭转被告人的被动局面;

【3】律师发问,要与案件有关联、有价值;

【4】律师发问,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5】律师的发问,要使被告人感到温暖;

【6】律师发问,要避免重复,但必要时,可有意、有策略的制造重复;

【7】律师向被告人发问,尽量使用开放式问题;

【8】律师要适时提异议,制止公诉方、受害方及其他人的不当提问。

辩护律师向被告人发问,作为庭审中冲击、影响审判人员对案件认识的一个手段,辩护律师一定要善于运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3、充分了解案情,确定发问提纲。

有的律师很少提问,或者不提问。

有的虽然提问了,也是无目的地随意提问,因为别的律师都提问了,自己不提问,显得自己没水平,显得自己不负责,这种提问是很危险的,很多情况下,起坏作用。

辩护律师对自己的庭审发问,要做好充分准备。

作者:怎样准备呢?

王同生律师:首先,通过阅卷,准备好自己要提问的问题,书面记录下来。

其次,会见被告人时,向被告人提出问题,看其如何回答,如果回答的内容对案件的辩护有利,才能准备在庭审时提问。

必要时,在会见过程中,反复向被告人提问,看他回答的内容是否稳定。

庭审提问时,甚至于按照在会见被告人时的提问顺序。

刑辩律师庭审发问,准备的越细越好。

庭审发问要慎重,随意提问,不如不问。

被告人开庭时,是非常紧张的,大多数不了解辩护律师提问的意图。即便不了解辩护律师的意图,实事求是地回答就可以了,可是,不少被告人,在辩护律师提问的时候,会想太多,律师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律师的用意是什么?我应该怎样回答?

想的太多了,往往回答的就错了,问题就严重了。

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对案件的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被告人回答问题时,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话,十有八九,会被采信的。

如果被告人回答问题时,说出了对自己有利的话,如果和卷宗材料中的其他证据一致,容易被采信。如果和卷宗材料中的其他证据不一致,将会面临公诉人的“追问”,有时,审判法官为查清事实,还要提问。这种情况下,只有有足够的理由,足够的证据才可以。否则,就是“翻供”,就是“认罪态度不好”,就会成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作者:这样看来,庭审发问这个环节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王同生律师:关于庭审发问的作用,我经常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庭审发问关乎被告人的生死!”

几年前,我承接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最终被告人保住了命。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属非常满意,对我千恩万谢,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对不起,因本案特殊,不便细写)被告人本人及同行人员(受害人)因故住在了同一个宾馆,同一间屋中。第二天早上,宾馆服务人员发现其中一人身上多处伤痕死了,房间里的床上、地上、墙上都有血迹。

另一人(本案被告)肩膀上有一处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两人在房间里因为工作问题发生争执,受害人首先拿出刀子伤害被告人,并划伤了被告人的肩部,被告人夺过刀子,在夺刀子的过程中,致受害人死亡。

通过会见被告,查阅卷宗,被告人的供述对其本人有利,卷宗材料也无法推翻被告人本人的说法。

侦查机关没有发现被告人的说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公诉机关也没有发现被告人的说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最终,通过庭审,审判机关也认可了被告人的供述。

被告人保住了性命。

可以看出,本案中,受害人首先侵害被告人,并致被告人轻伤,这一个情节对被告人是有利的。

但是,作为辩护律师,我却发现了对被告人非常不利的致命的情节,这一情节足够推翻被告人对自己有利的所有供述,依法很可能判处死刑。

作者:哦。

王同生律师:被告人的伤,很可能不是受害人造成的,是被告人自己造成的。

这一情节其他人都没有发现。

作者:那,你是怎么做的?

王同生律师:因为被告人不想让作为律师的我知道,在案件判决之前我也没有向他本人挑明,但是,我已经和他的妻子分析了,他的妻子也同意我的看法。

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刑事案件,通过侦查机关侦查,审查起诉机关审查,审判机关的审理,不可能有出入,从而在社会上存在一种观点:

找律师没用。

我办理刑事案件,不论案件影响大小,不论案情简单还是复杂,都要仔细的审查案件事实和卷宗材料。

首先,以怀疑的态度,审查案件事实是否存在,是否为被告人所为。

当确定案件系被告人所为后,就综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材料等,还原犯罪过程,特别是犯罪细节。

一个案件即便是被告人所为,因为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疏漏,致使某些细节印证不起来,这就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情节”。

只有全面掌握案件的细节,才能防止在辩护过程中出现纰漏。

详细还原犯罪的过程,是审查、判断进而掌握案件全过程,包括案件具体细节的最有效的方式。

本案,也是这样。

我在还原被告人肩部受伤这一个环节时,我设想了很多种情况,反复模拟,怎么也得不出一个合适的“伤害过程”。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被告人的肩伤,是自己造成的。

也就是被告人在这个细节上,说了假话。

作者:你是不是认为这个被告人信不过你?

王同生律师:我倒是没有这样认为,因为,每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他们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很正常的。

凡事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就容易理解了。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开庭时,又冒出了一位辩护律师,当时我很纳闷。一打听,原来是被告人本人自己请的律师,家里人不知道。

上午要开庭了,这位律师早晨一早会见了一下被告人,便匆匆上庭。

庭审过程中,另一位辩护人就他认为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受害人首先伤害被告人,致被告人轻伤”发问,当问到第二个问题时,我就不让他问了,因为问多了,会引起其他在场人员的注意,发现那一个对被告人非常不利的情节。

庭审过程中及开庭后,受害人家属及代理律师,提出了数十个疑点,来推翻被告人自己的说法,后来又开了一次庭。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

作者:不管怎么样,你擅自打断另一位辩护律师的发问,就不怕这位律师对你有意见吗?

王同生律师:当时只是集中精力辩护了,没有多想。

案件宣判后,我去会见被告人。我向他提出了这个关键的问题,他也不承认,进行辩解。第一种辩解,我给他驳回;第二种辩解,我给他驳回;一共有六种辩解法,我都一一给驳回。

最后,他最终承认了我的分析是对的,并和我认错说:不该不相信我,另请的律师差一点误事等等。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

作者:怎么了?

王同生律师:因为,我宁可相信我的分析是错的,我非常希望被告人能够说服我。

那样,我既能对得起一个律师的职责,对得起律师的职业道德,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现在,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对不起受害人。

我想了很长时间。

一是: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

二是: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予刑事责任的材料或意见,维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是“法律事实”,是证据反映的事实;

四是:提供对被告人有利的材料和意见是律师的义务。除了被告人“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律师没有义务反映对被告人不利的情节。

最终,作为一个律师、一个多年从事刑事辩护的专业律师,严格依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提供法律服务应该是对的。

作为一个人,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受害人;作为一个律师,对得起律师这个职业,对得起当事人。

作者:你的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机井浮尸”,提到了辩护律师通过庭审发问,让被告人自圆其说的观点。

王同生律师:是啊,这是辩护律师在庭审发问过程中应该追求的效果之一,也是辩护律师庭审发问的一个重要要求。

我在为“三一五”特大杀人案被告人辩护时,庭审中我对被告人的提问:

问:“你们夫妻间的感情怎样?”

答:“感情很不好,他经常虐待我,用棍子、用火箸、还用土枪打我。(哭)”

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

答:“他说如果我和他离婚,他就杀我全家。(哭)”

问:“他只是说说而已,他会真的那样做吗?”

答:“他会那样做的,我太了解他了。以前他因犯罪,判过两次刑,现在也没有改,有时藏到我家的屋顶上,怕人找到,我想他又做了坏事了。”

问:“他又犯罪,由政府处理,你也不能杀他?”

答:“他还把我的。。。。。。(说出了死者曾伤害被告人亲人的事实,不便写明)。(哭)”

问:“还有需要说的吗?”

答:“其实,我杀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发现,最近他经常寻找机会,想伤害我的。。。。。。,我如果不杀他,我的另一亲人就遭殃了。(哭)”

通过发问,传递信息:被告人之所以杀害被害人,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保护身边的人不受被害人的不法伤害,且是不得已而为之。

作者:庭审发问辅助律师辩护,这种说法对吗?

王同生律师:律师辩护贯穿于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并不是只是开庭辩护,更不是庭审辩论阶段的辩护。

庭审发问本身就是一种辩护的方式,不存在“辅助”的问题。

通过庭审发问,显现出律师的辩护观点,比辩护律师自己讲述,更容易被审判人员接受。

以前我遇到这样一个故意杀人案子,在庭审调查阶段,当公诉人向被告人发问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被告人“顺着问题回答”。

公诉人问:“你是否想杀死他”?

被告:“不想杀他”。

公诉人问:“你不想杀死他吗”?

被告:“想”。

公诉人问:“你把受害人推到河里,能不能把他淹死”?

被告:“不能”。

公诉人问:“不能吗”?

被告:“能”。

发现这个情况后,我灵机一动,也向被告人问了几个问题。

我问:“你作案的那一天穿皮鞋了吗”?

被告:“没有”。

我问:“没有吗”?

被告:“有”。

我问:“那天你戴手套了吗”?

被告:“没有”。

我问:“没有吗”?

被告:“有”。

发问完毕后,我解释道:“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其实我刚才提问的问题与案件事实没有什么联系,我只是想当庭证明被告人归案后在回答问题时,处于一种‘顺着问题往上爬’的心态,恳请充分考虑这一个细节以及这个细节所反映的问题:被告人的精神状态”。

关于被告人的精神状态问题,侦查阶段,我和办案人员谈到了这个问题。

最终结果是通过司法鉴定,没问题。

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又向公诉人提出这个问题,公诉人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到了庭审阶段,我一直找机会直观地反应这个问题。

    所以,通过庭审发问,显现出律师的辩护观点,比单纯由辩护律师自己讲述,容易被审判人员接受。

作者: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或者其他人员,对你的提问拒绝回答,有意向着对你辩护的被告人不利的方向回答时,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这就要求辩护律师随机应变,这也是每一个辩护律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有一个强奸案子,我给被告人辩护。

案情很简单,一个女的到侦查机关,告她的老板强奸她,作案地点是老板的办公室。

通过和犯罪嫌疑人交流,我觉得案件有问题,可能不构成强奸罪。

我和侦查人员提出了我的观点,办案人员说可以考虑。

可后来,侦查机关把案子报到了检察院的批捕科。

很明显,侦查机关的观点是犯罪嫌疑人构成强奸罪。

同时也可以印证,卷宗材料,对犯罪嫌疑人不利。

我马上到了检察院批捕科,找到了办案人员,详细讲述了我的观点及相关依据,请他们全面审查。

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逮捕。

侦查机关给犯罪嫌疑人变更了强制措施,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回到家中。

案件仍旧走程序。

到了审判阶段,开庭的时候,根据公诉需要,公诉人申请了一个40岁左右的证人出庭。

这位证人,对于公诉人的提问,根据事先“XX的”,有问必答,对我的问题,就三个字“不知道”。

我灵机一动,问道:“你知道应当如实作证吗?”

证人回答:“不知道”。

然后我说:“请书记员将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及证人的回答记录在案。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一个连如实作证义务都不知道的人,能否作证?请考虑其作证资格。”

有的律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不再继续发问,不了了之算了。

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发问。

也许有的人说,证人不可能不知道要如实作证,只是不想回答律师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想回答律师的问题呢?

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可以看出,辩护律师的庭审发问,要具备应变能力。

作者:庭审发问最终的目的是引导被告人、证人及其相关人员说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观点或者证据,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正起到很大作用的应该不会很多吧?

王同生律师:应该不算少数。因为辩护律师可以通过庭审发问,就是为了印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推翻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有一个强奸案子。

受害人证实被告人在一个饭店门口的广告牌后面,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被告人最初不承认,后来“承认了”。

我会见被告时,被告人说自己是冤枉的。

并讲述了自己的理由:

受害人所说的饭店,是邻村的人承包的,但是地点在被告人本村,并且在本村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有路灯。

广告牌紧挨着饭店的门口,饭店的门口也有灯。

受害人所说的案发时间,饭店人来人往,都能看见,不可能在那里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

还有,本村人都认识他,吃饭的很多人也都认识他,根本不可能发生那种事。

我觉得被告人说的情况,如果真实的话,案件确实疑问很大。

我到案发现场看了一下。

饭店及广告牌的位置确实和被告人说的一样。

我找了专业人士,分别在白天和晚上拍了照片。

庭审调查阶段,就现场状况,向被告人提出了相应问题。

到了辩护律师举证时,我将照片提供给了合议庭。

两者互相印证。

辩护意见被采纳。

作者:当时侦查人员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呢?

王同生律师: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够说办案人员不负责任:

一是这个案子涉及多起犯罪;

二是受害人当时没有报案,之后,办案人员认为现场已经被破坏,没有到现场勘查;

三是受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一致”,足以定案。

可见,辩护律师可以通过庭审发问,印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推翻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作者:庭审发问关乎被告人的生死,这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不是有点……

王同生律师: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会起到这样的作用。有的案子用“关乎生死”来形容庭审发问,一点也不过。辩护律师的发问,如果切中要害,会改变案件的定性,关乎被告人的生死。

有这样一个案子:

两个人互相认识,关系也算可以。

一天,两人发生争执,其中一个人“用铁棍朝对方头部猛击数下,致其颅脑损伤死亡”。

在这个案件中,我是作为受害方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参与庭审的。

作为受害方代理人,就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当事人的诉求:从严惩处被告人。

但,卷宗材料证实的事实对被告人有利,倾向于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量刑规定:“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规定:“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先后顺序不同,最终结果差别很大。

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定性为故意伤害罪。

受害方对案件的定性有异议,要求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与侦查机关交涉,意见没有被采纳。

又和审查起诉机关交涉。

庭审时,被告人本人,还是想往故意伤害罪上靠,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说:“我只想教训一下他,并不想杀死他,我们俩关系很好,为这点事,我不可能想要他的命。”

他的回答是很高明的。

这句话,反映出他的主观故意:伤害对方,而不是杀死对方。

主观故意是法定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同一个犯罪行为,主观故意不同,最终定性就不一样,量刑幅度、判决结果就会不同,有的差别很大。

这也是侦查机关定性为故意伤害的理由。

这个案件,侦查机关定性不准,问题出在侦查机关仅凭被告人本人的一句话,认定他的主观故意:伤害而非杀人,进而定性为故意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

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多少懂点法律的人,都会这样回答。

所以,侦查机关的定性应该是“欠严谨”。

按照法律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四:

一是犯罪主体;

二是犯罪客体;

三是犯罪主观方面;

四是犯罪客观方面。

给任何一个犯罪行为定性,都应全面考虑四个构成要件。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

有时,犯罪的客观方面能够反映、印证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正确定罪量刑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本案中,就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而言,有几个关键点:

凶器:铁棍;

击打部位:头部,且只击打头部;

击打方式:猛击数下。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伤害呢还是杀人呢?

很明显。

为此,庭审发问时,作为受害方代理人,我向被告人依法提问,其中有这样几问:

问:“被告人,你说不想杀死受害人,你为什么用铁棍专门猛击受害人的头部,而不是其他部位呢?”

答:“我不是有意击打受害人的头部,是因为铁棍举起来了,落到他的头上的。”

问:“铁棍举起来后,只能往头上落吗?”

答:(被告人不语)

问:“用铁棍猛击和铁棍自然落下有什么不同?”

答:(被告人不语)

问:“你知道用铁棍猛击头部数下的后果吗?”

答:(被告人不语)

通过我巧妙地发问,当庭推翻了被告人的供述:我只想教训受害人,不想杀死他。

最终,合议庭以故意杀人罪给被告人定罪量刑,维护了受害方合法权益,受害方很满意。

所以说,辩护律师的发问,有时改变罪名,决定量刑,关系到被告人的生死。

作者:我发现,刑事辩护过程中,庭审发问的作用确实不小。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如果真正利用好庭审发问,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

通过当庭发问,推翻控方关键情节。

一个盗窃案件。

一案十被告,盗窃原油数十起,几百吨,价值很大。

是在输油管道上打眼,从输油管道里偷油。

庭审,是按盗窃罪审理。

盗窃罪,盗窃数额是决定量刑幅度的诸多重要情节之一。现在盗窃罪的量刑幅度,主要是根据盗窃数额。

这样的案件,结果,可想而知。

我是给第一被告辩护。

我在会见被告人时,他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推翻有关盗窃数额的证据,是本案关键。

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突破口,不同的方式。

本案,我是通过庭审发问的方式。

开庭时,我向各相关被告人提了相似的问题:

问:“被告人某某,你不要看起诉书,实事求是地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答:“好的。”

问:“你说一下起诉书指控的第五笔,从xx地方盗窃原油多少吨?”

答:“不知道。”

问:“第二十笔呢?”

答:“不知道。”

问:“起诉书指控的其他几笔盗窃犯罪事实,具体盗窃原油的数量,你清楚吗?”

答:“不清楚。”

问:“既然不清楚,卷宗材料中你的供述,怎么都清楚的说明了每次的盗窃数量,并且与其他被告人的供述都一致呢?”

答:(被告人说明了材料上原油数量的形成过程,不便多写。)

各个被告人的回答几乎一致。

通过发问,当庭撼动了控方认定盗窃原油数量的证据材料,进而撼动了控方关于盗窃价值的认定。

为成功辩护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辩护律师通过庭审发问,当庭证明某个或某些关键情节,是一个不错的辩护技巧。

作者:辩护律师向同案犯发问应注意什么?

王同生律师: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少,在这里我只想说一点:

庭审发问,特别是向其他被告人发问的时候,要稳妥。

有把握的问题,才可以问,防止其他被告人的回答对整个案件的辩护不利,对自己的当事人不利。

怎样才能做到稳妥呢?

其他被告如果有辩护人,则通过辩护人了解相关情况,但是,千万防止“变相串供”。

也可以通过其他被告人的庭审表现分析:

看他之前回答问题的思路;

看他的眼神。如果他以仇视的眼神看某一个被告人,他的回答很可能对那位被告人不利。

其实,辩护律师要用自己特有的“灵感”来把握庭审过程中的相关状况,很微妙。

有的案子,往往是辩护律师的“灵感”决定辩护的效果。

真正的专业辩护律师,要懂得寻找“灵感”,把握“灵感”,发挥“灵感”,要是“那块料”。

作者:法官会打断辩护律师的提问吗?

王同生律师:只要辩护律师把握发问重点,注意发问技巧,法官是不会打断辩护律师的发问的,因为法官也想查清事实。

一个成熟的刑事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在庭审过程中要时刻把握好度。

从大的方面讲,要依法办事。

就庭审而言,要遵守庭审程序。

就庭审发问而言,要得到审判人员的允许。

我刚刚执业时,有一个案子,庭审过程中,由于自己太投入,急于向证人发问,未经审判长允许,就贸然提出了问题。

还没等证人回答,审判长发话了:

辩护人,你当本审判长不存在吗?

一个好的刑辩律师首先要学会掌控庭审。

    作者:每一个辩护律师办理任何一起案件,都要阅卷。

如何阅卷呢?

王同生律师:根据我多年的实践积累,就这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说以下几点:

1、全面查阅卷宗:这是基础,没有哪个大律师,不看卷就可以全面辩护。

只有全面看卷,才会真正了解案情,才会发现“辩点”,才会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一起滥用职权的案子,因为被告人改变了原来的口供,检察机关采取某种措施后,从被告人的身上搜出了一张纸条,根据这张纸条线索,将奚XX抓获。

我为奚XX进行辩护过程中,通过全面查阅卷宗,在常规的辩护思路之外,还发现了疑点:【1】那位被告人收到过两张纸条;【2】第二张纸条,也就是奚XX给他的那张纸条,还没看就被搜出来了;【3】“起作用的”是第一张纸条;【4】办案单位就两张纸条的笔迹进行了鉴定,结论是:一人所写。【5】我发现这两张纸条的笔迹起笔、运笔、收笔差别很大,根本不是一个人的笔迹。

可是,奚XX没有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更没有申请重新鉴定。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非常的纳闷,专门为这个问题再次去会见奚XX。

奚XX最终认可了我的说法,并且说出了自己没有就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的理由:“这张纸条子是谁送的我也知道,哎!既然咱倒霉了,就不去牵扯别人了。”

我建议他庭审时说出实情,可是奚XX不同意。

庭审中,我按照卷宗材料以及我看出的细节进行了辩护,可是,由于奚XX认可鉴定结论,合议庭没有采信我的观点,但是,判决结果比奚XX预想的缓刑要好,是免于刑事处罚。

由于奚XX没有上诉,这也成了案件的最终结果。

每次想起来,我都觉得遗憾。

作者:你通过阅卷发现了问题,被告人不配合你也没用。

王同生律师:最起码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信心十足。

只有全面看卷,才会真正了解案情,在辩护的时候才会有底气,才会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辩护律师在开庭的时候,要有底气:精神状态有底气、发表意见有底气,只有这样,才会给审判人员、公诉人、旁听人员、被告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才容易让自己的辩护产生好的效果,才会展示自己的能力,建立自己的品牌。

我办理的第一起刑事辩护案件是九五年我从事律师职业不久承接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件的辩护。那个时候,辩护律师只有案件到了审判阶段才可以介入。等到被告人的亲属想起聘请辩护律师,就接近开庭了。

我接受委托之后,马上把辩护手续交到了法院,仔细看卷、认真摘抄,然后到被告人所在的村委取证。开庭的先一天我才有时间准备辩护词,一直准备到开庭日的凌晨一点多。

辩护词用A4的材料纸手写了近二十页,然后反复看、反复修改,把辩护重点熟记于心,甚至开庭的姿势:右手拿着一只圆珠笔,圆珠笔怎样拿,怎样“比划”,胳膊肘放在桌子的什么位置等等,都详细地准备了。

第二天发挥得非常充分。

一开完庭,旁听的人就找到我,要我的名片,说是请我做律师为他的亲属辩护。当时我因为刚刚干律师,还没有名片,只是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

作者:奥。

王同生律师:只有全面看卷,才会真正了解案情,才不会出现失误,才会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如果辩护律师出现失误,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影响会非常的坏,必须充分阅卷,充分准备。

一起绑架案件,庭审发问时,因为某辩护律师对案件的事实掌握的不扎实,问错了问题,让被告人当庭出丑,给参与庭审的人员印象很深,影响了律师的辩护效果。

这位辩护律师也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法官一宣布休庭就灰溜溜地走了。

还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辩护律师没有看卷,八点半开庭了,七点半才到看守所会见被告人,会见完毕后匆匆上庭辩护。

也是庭审发问阶段,自认为已经把握住了重点和关键,就相关问题向被告人提问。当他问道第二个问题时,同样作为辩护律师的我就制止了他的发问。

因为他再问下去,会对被告人非常的不利。

被告人的家人非常地感激我。

2、看起诉书。

作者: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在律师的辩护过程中,作用有多大呢?

王同生律师:一定有作用,具体什么作用,作用的大小,要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通过仔细分析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可以发现罪与非罪的线索。有的可以发现对被告人有利的其他情节。不论怎么样,不会因为辩护律师仔细研究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产生对被告人不利的结果。

所以,案件到了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在提交手续时,一定要拿到公诉机关随案移交到法院的起诉书,然后仔细阅读、研究起诉书。

作者:看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对律师的辩护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王同生律师:看起诉书,可以帮助辩护律师:【1】了解公诉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2】了解公诉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的关键点;【3】根据公诉机关认定的内容,有的放矢地看卷、调查取证、有针对性地辩护;【4、】既要从起诉书中发现对被告人不利的情节,又要发现起诉书中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

有一起诈骗案件,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的被告人作案起止时间和作案手段,与卷宗材料中的事实“有出入”,作为辩护人我利用这一点,将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减去了很多,量刑幅度也从十年以上降到了十年以下,再加上其他的情节,很好地为被告人进行了辩护,效果很好。

还有一起刑事案件,最初,侦查机关认定的罪名是诈骗罪,数额在伍拾万以上,按照现行的规定要在十年以上量刑,我就罪与非罪、涉案数额的多少都和侦查机关进行了沟通,但是没有效果。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之后,我又和公诉人沟通,提交了书面意见,因为案件在千里之外的大连某地,再加上侦查、起诉、辩护律师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信息掌握的不是非常清楚、彻底。

案件到了审判阶段之后,主审法官告知我,我和他商量好了提交手续的时间,因为路途遥远,要先坐公交,再坐火车,再乘轮渡,再坐公交,再坐火车,在坐公交,最后打的,往返数天。

我告诉主审法官,我去的目的:【1】拿起诉;【2】复印卷宗;【3】会见被告人;【4】与法官交流观点。

为了节省时间,我请法官安排人先把卷宗复印了,到时候我付钱拿卷【二十年来,只要卷宗材料在十本之内的,我都全部复印,包括卷宗的皮面、目录。】

我交上手续,拿到起诉书和卷宗材料到宾馆一看,坏了,多花钱了。

作者:为什么?

王同生律师:因为,罪名改了,由诈骗改成职务侵占了。

数额降了,从五十余万元,降到五万元了。

之前侦查机关调取的材料绝大多数没用了,起作用的材料主要是公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后的那部分材料。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我没有事先看一下起诉书。

3、看起诉意见书。

作者:刑事案件,侦查机关侦查完毕移送审查起诉时,也要写一个起诉书,这个文书对律师的辩护有用吗?

王同生律师: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出具的文书不是起诉书,而是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和起诉意见书是不一样的。

不少辩护律师只注重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不重视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的作用,有的连看也不看,连复印也不复印。

殊不知,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的作用同等重要!

有时候,通过看起诉意见书会发现对律师辩护非常有利的情节。

一起合同诈骗案件,我发现起诉意见书引用的法律条文与起诉书引用的法律条文不一样。起诉意见书引用的是----以小额合同赢得信任,再签订大额合同进行诈骗;起诉书引用的条文----其它诈骗的情形。

我发现这个区别后就想:看来被告人和受骗单位业务往来很多,这有可能可以证明是因为暂时的经营困难无法支付货款,不是诈骗。

因为被告人的单位在数百里之外,被告人的家属从当地也聘请了一位辩护律师,我和他说出了我的观点,并要求他就此取证。

通过调取被告人的业务往来账目,发现被告人与受骗单位多年来业务往来数千万元,而本案的涉案金额不足百万。

同时还发现了被告人和受骗企业对账的材料。

一下子推翻了整个案件的诈骗指控,被告人被变更强制措施,回到家中。

案件不了了之。

4、看发破案经过。

作者:卷宗材料中的“发破案经过”呢?

王同生律师:“发破案经过”也很重要!

每一起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中都有一个“发破案经过”或者“抓获材料”来说明案发过程、被告人的归案情况及其他细节。

辩护律师要认真研究“发破案经过”。因为从中看以发现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自首、立功等等。

有一起故意杀人的案子,“发破案经过”中就写着:被告人在旁观者报案之后,蹲在原地,被民警抓获归案。

然后,我在会见被告人时,就这个情节详细地交流,完善了诸多细节之后,按照自首辩护,再加上其他的情节,最终,虽然罪名是故意杀人罪,结果是缓刑。

这个案件的辩护就很成功。

作者:辩护律师怎样对待“发破案经过”呢?

王同生律师:一句话:仔细看,认真核实,有利的充分利用,不利的尽量推翻。

刑事案件很微妙,有时候一个非常细小的情节也会彻底垫付原有的认定。

所以,对“发破案经过”中不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要核实、推翻;如果没有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要在会见被告人时,逐项有针对性地核实,深挖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不能够想当然地相信。

也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作案后,主动打了120,救护人员来了之后,还帮助医护人员将受害人抬上救护车,可是,卷宗材料中的“发破案结果”却说是“将被告人抓获归案”,简单地一句话,就把对被告人非常有利的情节抹掉了。

我发现疑点之后,通过会见被告人、详细查阅卷宗、从120出具的原始电话记录中,发现了对被告人非常有利的情节,最终,被告人被认定为自首。

5、看第一份笔录的刊头、时间、开头。

作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应该是整个刑事案件的基础性材料,作为辩护律师维护更好地利用好这部分材料?

王同生律师:在这里。我只想说一下如何利用好犯罪嫌疑人的第一份讯问笔录。

犯罪嫌疑人的第一份笔录的刊头、时间、和开头有时候对被告人比较有利。从中可以发现不少的情节。比如:

如果笔录的刊头是“询问”笔录,而不是“讯问”笔录,就“有可能”符合投案自首的条件。

作者:为什么“有可能”呢?

王同生律师:因为投案自首是有规定的,具体见刑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份笔录形成时侦查机关还没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再就是关于第一份笔录的形成时间:

通过比对犯罪嫌疑人第一份或者其他笔录的时间与其他人包括同案犯相应记录的形成时间,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是否是最先交代,然后在结合卷宗的其他证据证明的内容,找出对该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辩护情节。

关于第一份笔录的开头:

看第一份笔录的开头内容也可以发现部分情节,比如:

问:“你来公安机关干什么?”

答:“我来自首。”

这简单的一问一答,能够发现什么辩护情节呢?

我想不用细说了。

当然,要结合全案卷宗来全面分析印证,并不是有了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就必然的出现相应的情节,还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不是“套公式”。

刑事法律很微妙,也很有意思,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就会改变整个案件的定性,真正研究起来,其乐无穷!

6、重视现场勘查笔录

作者:关于刑事卷宗里的现场勘查笔录很少有辩护律师谈及它,而你在网站里谈到了要重视现场勘查笔录,为什么要重视现场勘查笔录呢?

王同生律师:因为,现场勘查笔录是一个卷宗材料里面比较值得信赖的证据。为什么是“比较”呢?

卷宗材料中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受害人陈述往往会带有“主观色彩”,容易出现偏颇。

物证本身和书证反应的内容是案发前就存在的,不存在办案人员或相关“出示人员”人为改变的情况,不论对案件是否有用,但是它的客观性还是较好的,是可以信赖的。

现场勘查笔录是由侦查机关特定的技术人员,运用他们的刑事技术,对案发现场或者其他与案件有关的现场进行的实事求是的文字固定。

客观真实地进行“文字固定”,为案件地侦破提供线索是现场勘查笔录的“职能所在”,至于案件是否侦破,破案率的高低,是侦查机关另外一帮人的事情,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没有必要【个别案件、个别人员除外】加入自己的主观感情因素去改变什么,所以说,现场勘查笔录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他可以告诉辩护律师很多细节,反映出很多案件的情节,发现很多至关重要的辩护点。

作者:怎样利用好现场勘查笔录呢?

王同生律师:认真研究,恢复现场状况,推演出作案时的情景,就可以发现问题,发现辩护点,就可以进行精彩辩护。

你可能发现我在正本书中的语言是相对谨慎的,为什么我在这里用了“精彩辩护”四个字呢?是否有些夸张呢?

不是的。

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到了审判阶段之后,辩护律师从卷宗材料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发现了问题,并且是撼动案件基础的问题,那将是致命的!

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我在辩护的时候,发现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的案发现场与被告人交代的案发现场不是同一个地方,并且将被告人交代的地方也画了一个“现场勘查笔录”,开庭时作为证据提交。一下子撼动了整个案件材料。

最终的结果,该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回到家中,案件不了了之。

还有一个交通肇事案件,我通过详细研究卷宗材料中的现场勘查笔录,发现按照肇事司机和证人的说法【受害人死亡了】怎么还原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案发过程,怎样“推演”,肇事货车与受害人电动车所谓的碰撞部位都不可能接触,更不可能“相撞”,最终用现场勘查笔录很好地印证了我的辩护观点。

7、重视尸检报告、病理检测报告。

作者:你在网站里还防范强调要重视尸检报告、病理检测报告,为什么要重视重视尸检报告、病理检测报告?

王同生律师:因为有的案件重视尸检报告、病理检测报告对律师的辩护作用非常大的!

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侦查机关提交了一件作案工具:匕首。

我就是根据实践报告中受害人的心脏剖面图上表示的数据,结合案件的事实和匕首的长度,推翻了这把匕首是作案工具的可能,很好地为被告人进行了辩护。

还有一起刑事案件,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是,综合全案的证据,本案介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污染环境罪之间。

公诉机关之所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因为三被告人的行为除了造成其他后果外,最主要的是致一人死亡。

如果切断了三被告人的行为与该受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以改变罪名。

同一个犯罪事实,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要在十年以上量刑,如果按污染环境罪量刑,就非常轻了,还可能判缓刑。

确定了关键点之后,就要千方百计地找出依据。

刑事辩护律师根据个人的性格脾气、学识侧重点、工作习惯不同,有各自特色型的工作思路,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辩护特色。

这个案件,一案三被告,五名辩护律师,庭审中我也听了其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说实在的也是受益匪浅。

从犯罪构成要件辩护的有之;从案件证据瑕疵、程序欠缺辩护的有之。

我找到了证据证明受害人的死亡原因与三被告的犯罪行为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从卷宗材料中某省级医院的病理检测报告看,受害人五脏六腑都有病,常年用药。

这就印证了我的辩护观点:受害人不是中毒而死,是因为惊吓引发了自身的疾病而死亡。

最终我的辩护意见被采纳,并写在了判决书中。

罪名改了,量刑也非常的轻。

8、重视相片。

作者:你的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一个案例谈到了相片的作用。

王同生律师:应该不是一个案例,是几个案例。

刑事案件卷宗材料中有时候会有相片,有的辩护律师对这些相片不重视,这是不对的,有时候这些相片的作用很大。

我利用卷宗材料中的相片来支持我的辩护观点,撼动卷宗材料,有效地为被告人辩护的案子不少了。

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开庭时,律师没时间了,让我代替他去出庭。

我对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反感的。

我一直坚持律师辩护要准备充分,时间太紧无时间准备的,宁可不去承接这个案件。

律师不能够为了挣钱不去考虑办案质量。刑事辩护更是如此,因为,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关乎到被告人的一生。

出于同事情面,我还是答应了。

从办公室到法院的途中,我抓紧看了一下材料,发现了一个对被告人非常有利的细节:

受害人先是在屋里、在土炕上对被告人实施侵害,然后两人打斗到了院子里,被告人在院子里将受害人打死。

在院子里打架的事实,有证人证言。但是,在屋里打架的情况无人看见,更没有证人证言。

也就是说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无证据印证。

庭审过程中对现场勘查笔录进行质证时,我详细地寻找证据来印证我的观点。

奇迹出现了!现场勘查笔录里面有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证明在土炕上有一滩很大的血迹!这正好印证了被告人的说法,也为我的辩护观点找到了客观的、可信的、确实的依据。

这个案件的辩护效果很好,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9、拍照和复印相结合。

作者:辩护律师怎样获取卷宗材料?

王同生律师:当然是拍照、复印。

以后,可能就会有其他的方式。

现在有时候,有的法院不允许律师全部复印,或者有的材料不允许辩护律师复印。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辩护律师在选择“复印重点的时候”,就“不允许复印的内容”进行拍照。

为什么冒此风险呢?

首先,该复印的不许复印,会妨碍律师正常辩护;其次,“不允许复印的”往往是非常关键的内容。

我多次采取这种办法,不方便举例子。

把握卷宗的复印时机,尽早复印。尽早复印的好处:一是可以尽早了解案件的事实,方便律师辩护;二是案件移送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后,马上去复印材料,因为有的案件,公诉机关会根据情况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作者:侦查机关在审讯时的录像辩护律师怎样合理的利用呢?

王同生律师:最近这几年,辩护律师看录像的情况越来越多了,这主要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关系。

面临一个问题:时间。

一个案件的录像要看一天或者数天。

法官需要陪同,法官要有时间;开庭时,庭审也得有时间;辩护律师也需要时间,怎么办?

有些案件,辩护律师没有必要把全部的录像从头到尾全部看完,要重点地看。

这就有一个确定重点的问题。

作者:如何确定看录像的重点?

王同生律师:律师看审讯录像,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有无程序违法的地方。程序违法无非那么几种情况,所以,辩护律师可以先通过会见被告人,有针对性地交流,确定相关录像是否看、为什么看、并且确定观看录像的节点:年月日时,然后再去看录像。

有一起涉毒案件,我在为被告人辩护过程中,得知了一个细节对被告人有利,于是我记录了大体的讯问时间段,到法院要求观看审讯录像,并且记录下了能够证明被告人观点的那段录像的起止时间。

开庭时,被告人要求看录像,法官同意,并且当庭播放录像。半个小时后,法官有点不耐烦了:“全部播放完,要几个小时,被告人,你看有必要吗?”

我马上说:“不用全部播放,只播放X点X分至X点X分就可以了。”

法官马上安排书记员播放了那六七分钟的录像。

既证明了问题,又达到了目的,还节省了开庭时间,避免了引起法官烦躁,影响案件的判决。

作者:你们律师经常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吗?

王同生律师: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这种情况比较少。

对于鉴定结论对被告人不利且该鉴定又确实存在问题的,申请鉴定人员出庭,通过当庭发问,推翻鉴定结果,是一名辩护律师应该具备的思路。

作者:如果申请鉴定人员出庭,辩护律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王同生律师:要充分准备、拟定发问提纲、研究专业知识……等等,这些大家都懂的、都知道的我就不在这里写了,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只说两点:

【1】被告人申请。

作者:为什么让被告人作为申请人呢?辩护律师申请不行吗?

王同生律师:我没说辩护律师不能申请。之所以让被告人作为申请人,是因为审判人员的重视程度会强一些,通知鉴定人员出庭的机会大一些。

如果辩护律师作为申请人,个别法官在个别时候会突发奇想并且顺口说出:“既然被告人没有这个要求,你辩护律师多此一举干什么!”

这样的后果:鉴定人员不到庭、案件结果不理想、被告人不满意、被告人家属有意见。

如果辩护律师替被告人写好了申请并且交给承办人员,至于以后的走势就不是辩护律师可以左右的了。

【2】注意随机应变。

关于随机应变,人们很容易想到:发问时随机应变。

既然大家都能够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我为什么还把随机应变作为一个题目呢?

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因为对被告人的精神状况乃至他作案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有怀疑,侦查机关专门委托鉴定机构做了相应的鉴定,结果:被告人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可是,被告人为了推翻这个鉴定结论,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作证。

作为辩护律师,我为他写好了申请,让他签上字,交到合议庭。

几天后,审判人员来电话了:“鉴定人同意出庭作证了,但是有个条件,辩护人必须把将要提问的问题提前列好,交给合议庭,然后,由合议庭告诉他们。”

我说:“他们这是无理要求,发问的问题需要根据庭审进展情况来确定,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发问的问题。”

法官:“哈哈,你不把问题列好,人家就不出庭。”法官笑着说。

我说:“不出庭也好,鉴定人员经申请不出庭,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法官:“这个案子很特殊,鉴定人员不出庭,作为审判人员是不会轻易做出什么结论的,你应该明白。”

当时我灵机一动,心想:随便列一个发问提纲,先把他们骗上法庭再说。

于是乎,我同意了鉴定人员的要求。

真正庭审发问时,我的问题大部分改变了。

经过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的发问,鉴定人员当庭推翻了之前的鉴定结论。

这个案子几经周折,最终被告人被释放回家。

作者:你们有没有申请侦查人员作证过?

王同生律师:现在的刑事案件的审判,申请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有关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特别是申请庭前会议的时候,需要侦查人员或者其他办案人员出庭。

在这里,我重点说以下几点:

【1】被告人申请。

为什么要被告人申请?

其中的理由同上。

关于申请庭前会议,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

现在法院如果召开庭前会议,审判人员为了节省时间,不乐意让被告人出面,认为只要辩护律师当场就行了。

如果这样,问题出现了:

被告人不出面,有些事情,辩护律师怎么替被告人表态?出现了风险如何办?

作为亲历者的被告人不出面,办案过程中存在的程序性问题如何有效质证?

所以,凡是庭前会议,作为辩护律师必须要求被告人出面参与。

法官不同意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让法官不得不同意。

我有一个办法:庭前会议申请让被告人作为申请人。

一个绑架案件,我为被告人辩护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需要召开庭前会议就相关非法证据进行排除,被告人也同意我的观点。

我阐明利害后,建议由被告人自己作为申请人提出了庭前会议申请。

审判人员也同意召开庭前会议,但认为被告人没有必要参加。

我说:“被告人是申请人,申请人不参加,庭前会议怎么进行啊?”

法官:“奥!”

庭前会议召开了,被告人参加了。

之后,案件正式开庭了。

结果:公诉机关就绑架罪撤诉了。

【2】办案人员对辩护人有很大的对立情绪,辩护律师要有心理准备。

还有一个事情需要和大家说一下:如果申请办案人员出庭作证,他们会对辩护律师有抵触情绪的。

法官问,他们会回答;公诉人问,他们也会回答;辩护律师提问,他们就不一定回答了,有的还会反问辩护律师。

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要有心理准备,不要激动,要显素质、展风度,露水平!

要吃透案情、充分准备!

【3】防止证人沟通。

申请办案人员也好,申请其他人出庭也好,如果证人是三人以上,就存在一个证人之间就庭审发问的问题互相沟通答案的问题。

第一个证人作证完毕后,第二个证人进来了,第三个证人还在外面等着。这个时候,第一个证人和第三个证人就可以沟通了。

现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大家自己考虑。

作者:现在人们经常谈到请专家出示专家意见,那是需要花钱的,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里拿不起钱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是啊,现在刑事辩护过程中,不少案件聘请专家证人或者请相关人士出示专家意见。

专家证人也好,专家意见也罢,都是要花钱的。如果被告人及其家人无钱怎么办?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1、无钱请专家,就用不花钱的专家---百度知道;

通过“百度知道”搜出的问题答案的准确性,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看法。所以,把从“百度知道”里面搜索出的问题的答案,连同相应的页面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打印出来,作为证据提交给相关的单位,证明效力不可小视!

一起刑事案件,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技术侦查资料”【涉及技术侦查方面的秘密,不便写出来】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最根本的依据,并且说这种“技术侦查资料”具有“唯一性”。

虽然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但是这方面的技侦知识很是缺乏。请专家证人吧,被告人家庭拿不出钱,求专家意见更是连想也不敢想。

最终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百度知道”搜索了几个问题,得到了让我惊喜异常的答案。

用了不到五分钟,就找到了依据,彻底推翻了公诉机关的指控依据。

我把“百度知道”上的原始页面,拍照、打印,附在辩护词后面一起提交到了合议庭,效果非常的好。

2、不耻下问,寻找依据。

还有一个刑事案件,遇到了一个关于手机使用方面的比较前沿的技术,这个技术对案件的侦破以及公诉机关的指控非常的有利。

作为辩护律师的我,找不到合适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2014年的一起刑事案件,那个时候我正作为山东理工大学的外聘老师负责“刑事应用”课的教学。

上课的时候,我向同学们提出了我的疑惑之后就继续讲课。没想到有两个同学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找出了答案和依据。

所以,术业有专攻,遇到问题,多寻找、多请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者:你的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说到“会见被告,任被告人糊涂下去”,我有点不理解,既然人家聘请了律师,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相对好的结果,你这样做,不就害了被告人?

王同生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聘请律师的目的是为了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注重的是结果。

辩护律师的辩护工作,也要注意技巧和策略,所以,办理刑事案件,就被告人而言,该明白的叫他明白,该糊涂的任他继续糊涂,这是我自1995年以来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一贯做法。有的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向被告人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恐怕被告人不懂,恐怕被告人“说错话”,恐怕当事人说他不负责任。不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情况下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我就采取了“任被告人继续糊涂下去”的办法。

为什么“任被告人继续糊涂下去”?因为,在同当事人亲属交流的过程中,得知被告人“很老实”,老实得近乎“愚”且没有文化。他不可能懂得法律,更不可能了解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如果他在庭审过程中说出专业法律术语,对庭审过程了如指掌,审判人员会怎样认为?再者,我判断,根据办案的特殊性,在侦查阶段,被告人虽然作了有罪供述,但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很可能“翻供”,律师会见也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到底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真实的?还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供述是真实的?是需要综合认定的。

抛开其他因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让被告人以他特有的方式说出他要说的话,应当比被告人用专业法律术语说出“法律语言”,在现有的法制环境下,可信的多。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会见被告人时,他得知我们是律师后,哭着说:“俺没(作案)呀,俺就不认识她(被害人)”。

我当即决定结束会见。

后来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的一个“奇特”行为,对本案的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印证了我“任被告人糊涂下去”是对的。

被告人在开庭时,竟然“睡”着了。

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开庭时,审判人员问被告人XX对起诉书的看法,被告人XX还是那句话:“俺没(作案)呀,俺就不认识她(被害人)”。

到了法庭调查阶段,公诉机关举证需要被告人、辩护人质证,审判人员问被告人对相关证据的意见,喊了被告人三遍都没有反应,原来被告人“睡着了”。法警在后面推了被告人一下,他才醒来。“你这好,一家人给你开庭,你怎么睡觉呢?”

被告人XX还是那句话:“俺没(作案)呀,俺就不认识她(被害人)”。

这也是被告人XX在庭审过程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至此,大家应当认可我“任他继续糊涂下去”是对的。

作者:听了你这个案例,觉得好像有点道理。

王同生律师:这种策略我在不少案件中采用过。

比如:被告人高XX因故意杀人被捕,其家人委托我以后,我发现该案中被告人没有任何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又没钱赔偿,眼看性命不保。

我会见他的时候,发现他说的出生年月日和身份证上的不一样。他母亲说:身份生日实际上是他的农历生日,没有换算就直接按阳历生日办了身份证,如果按阴历,他犯事(作案)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他说的那个生日实际上是他舅的忌日,他精神状太不正常,再加上他舅很疼他,他就把他舅的忌日当做他的生日了。

我在着重从年龄及精神状态方面取证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叫他去明白出生年月日到底是怎么回事,任他继续糊涂下去。

庭审过程中核对被告人身份时,审判人员见他回答的出生日期与卷宗材料中反映的不相符,就问:谁和你说这个生日的?

他说:俺同监室的人说的。

三位审判人员听了都愣了。

最终,虽然没有赔钱,司法鉴定也认定他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还是保住了命。

“任被告人糊涂”有全糊涂,也有部分糊涂:案件事实糊涂,庭审程序明白;庭审程序糊涂,案件事实明白;或者庭审程序、案件事实部分糊涂,部分明白等,具体案件,因案件而定。前提是:“看透案件”,这需要有丰富的刑事案件专业知识和办理刑事案件的实践经验。

作者:你还谈及作为辩护律师要到案发现场实地观看,有必要吗?每一个案件都这样吗?

王同生律师:有的案件很有必要。

关于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绝大多数律师认为,经过了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两个部门的把关,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自九五年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以来,我办理每一起重大刑事案件,都坚持到案发现场实地观察,我自己戏称是“有鱼无鱼打一网”。

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到了审判阶段,我复印了全部案件材料后,把“现场勘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被告人供述的地点及周围状况和实际现场状况进行比对。没曾想“网”着了“一条大鱼”。被告人供述的实际地点和现场勘查笔录中记录的实际地点不是同一个地方,从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卷宗材料的一致性。

作者:关于律师辩护,人们通常认为就是法庭辩论阶段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你却说律师辩护贯穿于整个办案过程,包括庭审发问,有成功的案例吗?

王同生律师:通过庭审发问表达自己的辩护意见是一个比较好的辩护方式。

以前我遇到这样一个案子。在庭审提问阶段,被告人“顺着问题回答”。

公诉人问:“你是否想杀死他”?

被告:“不想杀他”。

公诉人问:“你不想杀死他吗”?

被告:“想”。

公诉人问:“你把受害人推到河里,能不能把他淹死”?

被告:“不能”。

公诉人问:“不能吗”?

被告:“能”。

我发现这个情况后,也向被告人问了几个问题。

我问:“你作案的那一天穿皮鞋了吗”?

被告:“没有”。

我问:“没有吗”?

被告:“有”。

我问:“那天你戴手套了吗”?

被告:“没有”。

我问:“没有吗”?

被告:“有”。

发问完毕后,我解释道:“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其实我刚才提问的问题与案件事实没有什么联系,我只是想当庭证明被告人归案后在回答问题时,处于一种‘顺着问题往上爬’的心态,恳请充分考虑这一个细节以及这个细节所反映的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强奸案子,我给被告人辩护。

根据公诉需要,公诉人申请了一个40岁左右的证人出庭。

作为证人,对公诉人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积极配合。当我发问的时候,就三个字“不知道”。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先是一愣,然后随机应变,加快了提问速度连着问了六个问题后,扔出了两个问题:

我问:“你的出生年月日”?

证人:“不知道”。

我问:“你的家庭住址”?

证人:“不知道”。

然后我说:“请书记员将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及证人的回答记录在案。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一个连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都不知道的人,能否作证?请考虑其作证资格。”

作者:能说一下你提倡的“情感辩护”吗?

王同生律师:不存在我提倡的问题,很多辩护律师都采用,只是没有总结出来而已。

情感辩护是一个刑事辩护律师注意使用的技巧。

对于有受害人的案件,特别是受害人死亡的案件,作为被告人的律师,要正视受害方的过激行为,要抱着一颗同情心去理解他们,安慰他们。要把握庭审这一个和受害方沟通的机会,安慰受害方,全力争取受害方对被告人的谅解,这是被告人能够从轻处罚的关键因素之一。

如果辩护律师觉得案件事实存在问题,可能出现“不真实的判决”,辩护律师在辩护的同时,也要对受害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得到他们的认可或者是倾向性的理解。有时候,这个做法对被告人的量刑是非常的有利的。

说句法律以外的话,有时候,受害方的态度决定着案件的判决结果!

一起故意杀人案件,通过阅卷,发现了卷宗材料中的诸多疑点。

受害方的亲属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全程参加了庭审。对案件的事实也应该有了一定认识,甚至倾向于我的观点。

在法庭辩论阶段,我首先向受害方表示了同情和慰问,然后详细说明了案件事实状况,让受害方听出了其中的问题。

最后说:“我想,受害人也希望真正的凶手能够得到法律的严惩”。

最终,受害方撤回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案件的公正判决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案件的结果是公诉机关撤回起诉。

还有一个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因故将她的丈夫杀死了。

我在为被告人辩护的时候,正好是她的女儿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抓住这个“辩点”进行了发挥:

“父亲死了,母亲接受审判。今天,被告人年仅十二岁的女儿正在考试。她不想成为孤儿,她在祈祷,在祈求,在祈求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给她母亲留一条命,给她留下母爱。我期待她的愿望能够实现,让我们共同祝愿她能考一个好的成绩”。

辩护意见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告人刘某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判决后,我再次到看守所会见被告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好多了。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说:同监室的人都说我结了一个好果子,谢谢你,王律师。

刘某的家人也非常满意,给我送来了写有“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锦旗以示感谢。

“情感辩护”在其他案件中我也使用过。

一小伙子因犯罪被抓,开庭前一天,她的女朋友生病,身体虚弱,需住院观察。出于对男朋友的关心,还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庭旁听。

审判人员都是女的,有法官、有陪审员。

开庭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我借题发挥了一下:被告人犯了罪,对他的亲人打击很大,她的“对象”“生病”住院,仍然拖着病体来旁听……

庭审刚一结束,被告人的女朋友就倒在了地上。

审判人员也赶紧过来帮助救护。

虽然庭审已经结束,我还是借机“添油加醋”,打动了几位审判人员。

其中一个审判人员说:“因为有前科,想判缓刑也很难啊。”

很明显,已经引起了办案人员的同情。

都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

作者:你的两个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和“山东、淄博刑事辩护大律师网”里面都谈到了律师辩护要顺势而行的问题,我反复看了几遍,总觉得这个技巧运用起来难度很大,对辩护律师的要求也很高。

王同生律师:辩护律师要学会“顺势而行”是需要比较高的综合素质作为基础的,虽然难度大,这却是一个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作者:你说的“势”是指哪些方面?

王同生律师:顺卷宗材料的“势”、顺政策法律的“势”、顺庭审程序的“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势”。

不论顺哪种“势”,目的只有一个:依法辩护,全力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绝对不可能因为“顺势”而置律师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于不顾!

一起抢劫案件,犯罪嫌疑人将受害人杀死了。

他的哥哥聘请我为他辩护。

从审查起诉阶段到开庭前,我多次会见被告人,每次让他谈作案过程的时候,都说:“忘了。”

自九五年从事辩护业务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问:“侦查人员问你时,你记得,为什么现在忘了”?

他不语。

我问:“是你作案吗?”

“是。”

事情虽然出乎我的意料,思虑再三,我还是采取了我自认为合适的策略。

我采取的策略是:顺其自然。

为什么?

因为:

被告人本人怎么想的,作为辩护人不能强行改变。

再是,忘了就忘了吧,这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忘了作案过程,不一定是坏事。

办案人员是希望庭审中,通过被告人的供述、公诉人举证,“查清”案件事实的。

如果被告人把作案过程忘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所以,我只是和他说了一下庭审程序。

最后我说:“你忘了,我有忘了的辩护方法;你记起来了,我有记起来的辩护路子,我会顺势而行的。”

还有一个抽逃出资的案子,一个同行打电话咨询我,我按照自己的体会详细认真地和他一起探讨。我还向她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注意当时关于抽逃出资方面的新闻报道和领导讲话的运用;二是尽量让案子向后拖,很可能出现新的对被告人规定。果然,两个月不到,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了。

这也是顺势。

顺势而行是一个辩护人必须具备的素质,贯穿于庭审全过程。比如:发问、举证、质证、发表辩护意见等。

有的辩护人,开庭前就把辩护词写好了,在发表辩护意见时,读一遍,结束。没有把庭审中的新情况充实到辩护意见中,这样的辩护很可能不全面。

辩护人应当“积极”参与庭审,好比老鹰抓兔子,从程序、实体、法律适用、量刑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充实自己的辩护意见,以适当的“言谈举止”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力所能及地为被告人提供最好的辩护。

作者:看了你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所有的文章,里面充斥着一个共同点观点:卷宗材料是律师辩护的基础。

王同生律师:是啊,不论辩护律师后续的工作如何做,研究卷宗材料是了解、掌握、发现问题的基础,只有首先仔细地研读卷宗,才会心中有数,才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其他的辩护工作。俗语说:肚【家】里有粮,心中不慌。

律师辩护也是这个道理。只有认真研究卷宗材料,才会全面掌握情况,才会心中有数。

一起抢劫出租车、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

他的亲属聘请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到办案单位提交辩护手续时,办案人员说:“证据非常清楚,死刑!”

因为案件在案发地影响很大,都说被告人一定是死刑。

被告人的亲属心里很是担心。

作为辩护律师的我,心里的压力也是很大。

案件到了审判阶段,我第一时间复印了全部卷宗材料,通过仔细研究,庭审前,案件的结果我已经心中有数了,保命的可能性很大。

有如下情节:

【一】从卷宗材料看,其动机不是为了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作练习,也就是说,侦查人员的“练锤”一说不存在;

【二】作案工具的辨认有瑕疵:侦查人员让被告人到购买匕首的地方,买了同种匕首,然后让被告人辨认;

【三】销毁物证地点辨认有瑕疵:我亲自开车按照卷宗材料中显示的路线,从犯罪现场到销毁物证的地点走了一遍,发现路线比较复杂,被告人系外地人,不可能记住,不可能单独带领侦查人员辨认。通过会见,印证了我的观点。两被告人在两个车上,一前一后几乎同时辨认,而卷中两人的辨认笔录记载的时间不是同一天,问题显而易见。

【四】另外一种作案工具没有找到;

【五】仅凭指纹,是不能破案的,也不能足以支持案件的判决,是被告人张辉的供述,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这是一个从轻处罚的情节;

【六】大部分材料是“先证后供”;

【七】民事部分调解的可能性很大。

其他……

最终,被告人保住了性命,他的哥哥激动地哭了。

作者:关于你关于死刑辩护稳妥第一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总归是案件的结果关乎人命。话又说回来,其实,任何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都应该坚持稳妥第一。刑事案件带来的结果、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民事、经济案件带来的风险,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王同生律师:你说的很对,我之所以将死刑辩护单列出来,是为了突出它,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

“死刑辩护”这个词语我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见过,是我在我的两个一级域名的网站:“山东、淄博刑事辩护大律师网”和“山东律师王同生”登载内容时写出的一个词语,具体的意思也没有太多的考虑,应该是: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的辩护。

鉴于此类案件属于重、特大刑事案件,案件的判决结果对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的危害极大,八个字:家破人亡、名利皆失!

所以,我一直坚持:死刑辩护,稳妥第一。

首先,此类案件,不懂刑事辩护的律师就不要单独接案或者独自辩护,应该和有辩护经验的律师合作,防止出现纰漏。

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共有两个被告人,我是为受害方代理。

开庭的时候,我发现对面辩护席上,辩护律师的身前摆放的材料很少,很明显,辩护律师没有全部复印卷宗。

庭审期间,辩护律师几乎没有说话,最后法庭辩论时,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着实让我生气【但就律师业务,与本案的辩护律师和代理律师的角色无关】,几句话:“我本来想说你认罪态度好,你却翻供了,你看看。”

摊开双手,一副遗憾的表情看着被告人,几秒钟后,又换成了一副请功的样子,把脸转向审判席,好像说:“你看,我没有乱说话吧。”

当时就想:“你也真好意思承接这样的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的证据确实不扎实,虽然我代理受害方,我对整个卷宗材料还是有一个综合认识的。

受害人的一个亲戚在政法口从事刑事业务,他全程旁听了整个案件的庭审过程,看法和我一样。

庭审结束后,因为受害人的父亲要求必须判死刑,我和受害人的亲戚都谈了我的观点。

其实,第一次庭审,公诉人、审判人员都没有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庭审时,公诉人根本就没有当庭展示被告人的作案工具。

一个刑事案件,作案工具缺失,如何判死刑?

这起案件,如果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一轮辩护意见我可以说上一个小时,辩护的空间太大了!

可是,那位老兄却说出了那几句话。

不知道法官、公诉人怎么看,我从本心眼里看不起他的庭审表现。

办理死刑案件及其他重大刑事案件,辩护律师要更加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规范自己的辩护行为!

因为受害方坚决要求判死刑,法院又开了一次庭。

这次开庭,公诉人将被告人的作案工具进行了当庭展示。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成了另外一个人,是换了律师还是那位老兄很忙,没时间呢,我不知道。

第二次庭审,这位辩护人还是没有说什么辩护意见,对公诉人当庭出示的作案工具,也没有发表什么质证意见。

说句实在话,所谓的作案工具在提取、保存、固定等诸多环节都存在问题。

一审判决结果:死刑!

这个案件,我虽然是以受害方代理人的身份出面,但说句实话,如果辩护律师充分辩护、指出证据的诸多瑕疵之后,法官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判决的,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死缓。

其次,即便是案件的证据有瑕疵,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也要多管齐下,全面辩护,坚持稳妥第一。

作者:怎样才算是全面辩护呢?

王同生律师:要做的以下几点:

一是要求被告人亲属,积极准备民事赔偿;

二是做受害方工作,在表示同情的同时,晓以利害:根据卷宗材料,判死刑的可能性小,不同意调解,也不一定判死刑,即使一审判了死刑,二审结果如何,很难说,死刑复核的时候,结果也不一定,等等。

三是“拜托”办案人员“千方百计”地做好调解工作。有一个案子,办案人员被我感动了,说:“王律师,你只是辩护人,没有代理民事部分,对民事部分还这么上心,太敬业了。”

最终,民事部分调解成功,被告方赔偿了十余万元。

也许有人说,既然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还赔钱呢?这不是让被告人家属“浪费”钱吗?

从大的方面讲,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每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最终目的是“案结事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具体到每一起死刑辩护案件,首先考虑“保命”,被告人虽然犯了罪,依旧是“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马虎。

四是根据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认真准备辩护方案。比如说前面那个“被告人忘了作案过程”的案件,当时我就准备了两套辩护思路:被告人依旧“忘了”作案过程,如何辩护;被告人“想起了”作案过程,如何辩护。用什么证据支持自己的辩护观点,用什么法律规定印证自己的辩护观点,向谁发问,如何发问等。

作者: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有时候会缺乏信任的,对吗?

王同生律师:不是很准确。

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信任辩护律师,辩护律师要充分理解,尽量得到他们的信任,只要对方不接触委托,就要全力以赴的辩护。

还是前面那个忘了案情的案子。

我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会见了被告人多次,每一次涉及到作案过程,被告人都说忘了。

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被告人态度不老实;被告人不相信辩护律师;被告人……

我的理解是:这是被告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被告人不想再叙述血淋淋的作案过程,因为,每叙述一次就会难受一次……

总之,作为辩护律师,遇事要尽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替被告人考虑。

虽然庭审进行到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让被告人讲作案过程,被告人并没有说“忘了”,而是供述了作案过程,并且详细供述,与卷宗材料中他本人的供述完全一致。

作者:作为辩护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首先,要从容应对,从容应对的前提:一是熟悉刑事辩护;二是全面准备。

其次,要理解被告人。触犯刑律,受到刑事追究,对相关当事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死刑案件的当事人,受到的打击更大。他们“有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自我应对”方式,是允许的。

再次,作为辩护律师,不要想得太多,不要认为被告人不相信律师,不要认为被告人不老实,更不能带情绪,影响辩护。

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依法辩护,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合格的刑辩律师应尽的义务。

作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最了解案情真想的人,要充分利用好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见面的机会,挖掘辩护情节,对吗?

王同生律师:很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有的律师没有注意到。

会见过程中,理清了控辩双方的观点及依据的证据材料后,往往需要被告方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推翻控方证据,否定控方观点。

律师具有专业知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但,只有被告人最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这一个优势是任何人都不具备的。

一个诈骗案子,一审判了十年。

其家人委托我作为二审辩护律师。

案情很简单:被告人为还银行贷款借了高利贷,为还高利贷编造理由借了其他高利贷,借了亲朋好友的钱。利滚利还不了了,因人身受到威胁,外出打工躲了。

相关人员报案,侦查部门立案,将被告人抓获。

公诉机关指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

一审判十年。

案件有问题。

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会见被告时,我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你想一下,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是想还钱的,来证明你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他说:“我一直通过银行给他们汇钱,我躲出来后,在被抓之前,也汇过钱,汇款单在我打工的地方,办公桌中,我的一个本子里夹着。”

他父亲到他说的地方,找到了相关材料。

正是这些材料,对二审结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如果他本人不说,谁也不知道有这些材料。

还有一个合同诈骗案子。

会见被告时,我和被告人解释:合同诈骗构成要件之一是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是说,货物虽然给你运来了,但是,你自始至终没想给人家货款。

他说:“我们两个单位发生了不是一笔业务,有十几笔,货款也给了一些,只是经营不善,后来欠的货款当时还不了,不是不还。”

“怎么证明你们想还呢?”

“不想还的话,我们不可能和他们对账了。”

“有对账的手续吗?”

“有协议。”

“在什么地方?”

“侦查机关搜去了。”

我和他的家人说明了利害,商量了具体办法,把对账单要了回来。

庭审时,我提供给合议庭,以支持我的无罪辩护观点。

庭后一段时间,相关部门给被告人变更了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回到家中,不了了之。

虽未获“无罪”判决,但,当事人及其亲属很满意。

作者:存在办案单位阻止辩护律师介入的情况吗?

王同生律师:有,但是很少。

有的案件,律师会见需要经过办案单位的批准,辩护律师提交了辩护手续之后,办案单位不给出手续,律师又“不好意思”要,有的你就是要,办案单位也不给任何手续。

还有的辩护律师,不习惯于提交书面的会见申请,只是口头说一下。

还有的办案单位,寻找理由拒收律师的辩护手续。

总之,就是想方设法阻止或者延后律师会见。

作者: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王同生律师:用特快专递将辩护手续邮寄到办案单位,并且要回执。

有一个诈骗案子。

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聘请我为嫌疑人辩护。多次联系办案人员,办案人员“态度非常客气地寻找理由”,没办法,一天早晨我直接来到刑警队,办案人员还没上班,将手续交给其他人吧,其他人婉拒。联系这位办案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在外办案,具体何时到办公室,不确定。

我走出公安局,记好了公安局的地址、门牌号码,直接来到了当地邮局,用特快专递将辩护手续、会见申请给办案人员寄了过去,就回到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办案民警来电话了: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律师邮寄的辩护手续,我请示领导了,下午会见吧【那个时候,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办案人员可以在场】。

还有一起贿赂案件,二零一四年的事了。

犯罪嫌疑人亲属委托后,我作为辩护律师把手续提交到承办该案件的反贪局。

到看守所会见时,看守所说:“本案律师会见需要办案单位批准。”

我说:“我想看一下办案单位的手续。”

看守所民警拿出了一张“拘留通知书”,是给看守所的那一联。在通知书“律师会见(是、否)批准”中的“是”字上打了一个“对号”。

我说:“关于辩护律师会见是否经过批准有专门的文书,这个手续不符合法律规定,我要求会见。”

看守所还是坚持需要办案单位批准。

我用手机将那个手续拍了下来,到检察院交涉,十几天后,办案单位出了一个证明:没有给看守所所谓的辩护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通知。

看守所一听,对我说:那你们就来会见吧!

作者:你谈到在会定的时间你做规定的事情,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王同生律师:作为一个成熟的刑事辩护律师,要熟悉整个刑事辩护的程序,知道并做到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纰漏。

侦查阶段干哪几项工作。

审查起诉阶段干哪几项工作。

审判阶段干哪几项工作。

二审干哪几项工作。

每一项工作应该如何做,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要求等等做出不同的应对。

举一个例子:取保候审。

刑事案件中有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一说。

关于取保候审,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办理取保候审,所谓的逮捕之后不能办理取保候审是不对的;

    2、通常来说,申请取保候审要注意时机,时机不对,一旦办案单位答复不能办理,以后再申请难度就大了;

3、取保候审是有条件的,有些案子如果申请取保候审会让人笑话的;

4、针对某些类型的当事人及其亲属来说,不管什么案子,你必须为他们代书取保候审申请,要不然,当事人及其亲属会“有意见”的。

作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王同生律师:谈不上好不好,我的做法是:

每一起案件,在办理委托手续时,都告知他们相关取保候审的规定及其相应的格式,办与不办、何时办理由他们确定。

并在谈话笔录中注明。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作者:辩护不是弹钢琴,你在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提到了辩护节奏,律师辩护还有什么节奏吗?

王同生律师:不但有,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只说一个辩护节奏的问题,至于辩护观点和辩护方向在本书其他的地方会涉及到,不再重复,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为什么谈到辩护的节奏?

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辩护技能,让律师的辩护达到尽可能好的效果。

凡是都要有自己舒服的节奏,踢足球有自己的节奏,打篮球有自己的节奏,律师辩护也是这样。

不要因急躁而提前;不要因懈怠而滞后;要根据效果,确定快慢、早晚与急缓。

作者: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观点的交流与证据的提交问题,应该怎样注意节奏?

王同生律师:只要掌握好如下标准,就会很自然地掌握住了节奏:

1、不能够为自己的辩护工作再增添障碍;

    2、只有侦查机关或者审查起诉机关确实无法弥补、推翻律师的辩护观点,产生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不利的后果,才会谈观点、提证据。

    有了这两个标准,律师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早做、晚做、何时做了。

作者:谈一下会见与看卷的关系吧?

王同生律师:二者之间的关系多了,我只想谈一点:通过会见被告人来提高阅卷的效率。

如果卷宗材料少,只是几本卷就无所谓了。

如果卷宗材料很多,十几本卷或者几十本卷、几百本卷,一案数被告,数十笔犯罪事实,就需要讲求阅卷的效率了。

怎样提高阅卷的效率呢?

一是通过起诉书掌握公诉机关指控的与自己的当事人有关的犯罪事实、相关的受害人、证人、书证、物证、案发情况、发破案经过等,通过卷宗目录确定阅卷的重点。

二是初步阅卷之后,再去会见被告人,根据阅卷掌握的案件事实,印证重点、疑点、辩点,确定再次阅卷的角度及其重点。通过会见被告人,提高阅卷的针对性,提高阅卷的效率。

我为十几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这类案件涉及的被告人多、受害人多、钱多、犯罪事实多,卷宗材料在一百本以上。

    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先要拿到起诉书,把卷宗目录复印下来,然后去会见被告人,确定自己的当事人涉及到哪些犯罪事实、下线是谁、受害人是谁,根据每个卷宗目录确定阅卷以及复印的卷宗重点。

作者:很多大律师让助手帮他看卷,对助手看卷又和高见?

王同生律师:没有高见,可以说两句。

咱们律师界不乏名律师、大律师、忙律师,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类律师,不能够成为不看卷的律师。

有的名律师、大律师、忙律师自己不看卷,只是让自己的助手看卷、确定辩护思路,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就去开庭了。

我不是看不起年青律师,实际上,不少的年轻律师看卷很仔细,很认真,能够看出老律师发现不了的细节。

同时,大家也应该明白,年轻律师看卷,有时候深度不够,有的问题和辩护观点发现不了。

再就是,助手看卷与承办律师亲自看卷,效果就是不一样。只有亲自看卷,才能够真正了解案情,才能够增强自信,才能够避免出现失误。

作者:我把你在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面的另外一个观点总结为“巧用退查提纲”,你看行不行?

王同生律师:很准确。

有的案件,由于证据不足或者其他问题,公诉机关会给侦查机关退查,退查时有一个退查提纲,注明:退查的理由、需要补充的材料等等。

这一个退查提纲可以帮助辩护律师寻找、确定辩点。

具体细节不便多写,请大家考虑。

作者: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所以,今后排除非法证据应该是辩护律师的一个很好的辩护方式吧?

王同生律师: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专门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单列出来和大家交流。

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取的证据。

非法证据的排除有强制性排除、可补正排除和裁量性排除。我就办案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几种做法和大家说一下。

一、非法证据的发现

作者:想要排除非法证据,就要先发现非法证据,如何才能够发现非法证据呢?

王同生律师:首先,在如下环节,通过如下手段发现非法证据:

1、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交流发现非法证据线索。

辩护律师在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式建立委托关系以前及其之后,都会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交流,当然要谈到与案件有关的事情,这就为发现非法证据提供了可能。

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案件,办案人员到达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场所”“搜查”时没有按照法定的程序操作,从进屋到出屋的整个过程都被犯罪嫌疑人布置在屋里面的一个录像设备记录了下来。

犯罪嫌疑人的亲属聘请我的时候和我说了这一个情节,当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这部分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这次搜查到的电脑等资料中所获取的信息以及由此而得到的结论,皆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

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我针对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手段从电脑中获取的“技术信息”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虽然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我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但是,量刑的时候,也没有按照侦查机关认定的数额。而是按照最低的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内,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因为被告人很满意,因为已经被关押近一年了,就没有上诉,这也是案件的最终结果。

2、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发现非法证据线索。

分析、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客观性以及获取程序的合法性,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一项不可逾越的工作,这也是发现非法证据线索的一个渠道。

一起涉毒案件,在会见时,被告人提出了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问题。

我说:“如果真的存在刑讯逼供,你最好提供出证据或者让人相信的说法。”

被告人:“你看我的右手食指被他们掰断了,现在已经伸不直了。”他边说边把手伸出来让我看。

我说:“谁能够证明你这个手指头之前的状况呢?进看守所体检时,你没有提出来吗?”

被告人:“我的父亲母亲都可以证实,至于没有和看守所民警说,是因为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说:“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的这些观点呢?”

被告人:“看审讯录像。”

我说:“审讯录像里面不可能有你被打的过程吧。”

被告人:“是没有,可是,当时我的手非常疼,签字的时候我的表情很痛苦。”

就这样,我通过会见被告人,确定了拟排除的证据和庭审中准备要求播放的审讯录像的时间段,庭审过程中充分发表了意见。

3、阅卷过程中发现非法证据线索。

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我只想举一个例子:

一起放火案子,我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就损失数额的鉴定报告存在问题:鉴材的取得时间比鉴定报告做出的时间还要晚,也就是说,鉴定报告做完了,才有了鉴定所用的材料。很明显存在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笔误,但是,作为一起关系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声誉的刑事案件来说,是不允许所谓的“笔误”存在的。

4、庭审过程中发现非法证据线索。

虽然辩护律师精心准备,有时候开庭前还是有未发现的辩点;还有,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随着庭审的进行,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情况,也包括发现新的非法证据线索。

一起贪污案件,庭审过程中需要播放审讯录像。我在看录像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细节:

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的后背不小心接触到了椅子的后背,被告人像是触电一样,咧着嘴,非常痛苦的将自己的后背迅速离开了椅子的后背。

我马上将录像中显示的时间记录了下来。

庭审质证过程中,我举起手来:“审判长,在就审讯录像发表质证意见之前,请允许我向被告人发问一个问题。”

审判长:“好的。”

我:“被告人,刚才在录像中我发现你的后背靠近椅子时,你表情非常的痛苦,这是为什么?”

被告人沉默了很久,才犹犹豫豫地回答道:“我的后背被打破了。”

被告人因为某种顾虑,一直没有把“后背被人打破”这个事情告诉我,但是,在庭审过程中我还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紧接着,我发表了质证意见。

从案件的结果看,庭审中发现的这个细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由谁提出来比较好?

王同生律师:你提的真个问题很重要。

可能有人说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说的,把申请交上去不就行了嘛?

在这里,我就是想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申请及其提交问题。

首先,尽量在庭前就非法证据排除事宜提交要求召开庭前会议的申请。

其次,谁作为申请人呢。

作者:我看了相关规定,被告人可以作为申请人,辩护律师也可以作为申请人,到底谁作为申请人好呢?

王同生律师:我的观点是被告人作为申请人。

这不是为了“少干活”,是为了争取案件有比较好的辩护效果。因为,现在的审判实践中,召开庭前会议时,审判人员有时候不想让被告人出面,因为,如果让被告人出面,还要到看守所提人,比较麻烦。

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庭前会议如果被告人不出面,就办案人员具体的审讯及其它办案过程,辩护律师不了解,还有,有关证据材料需要质证,如果辩护律师在被告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表了态,与被告人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总之,如果被告人不出席庭前会议,辩护律师会有执业风险的。

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

让被告人作为申请人!

有一个案子,作为辩护人,我征得被告人同意之后,准备就卷宗材料中的被告人口供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召开庭前会议,我为被告人写好申请之后,让被告人在申请人之处签上了字。

审判人员通知我召开庭前会议时,我有意问道:“被告人到场吗?”

法官:“被告人就没有必要到场了,你作为辩护人出面就可以了。”

我说:“被告人是申请人,申请人不到场不合适吧。”

法官:“奥。”

就这样,庭前会议时,被告人也参加并且充分发表了质证意见,效果很好。

作者:能谈一下刑讯逼供这个社会上经常讨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非法证据排除事宜吗?

王同生律师:是啊,谈到非法证据,大家会很自然的想到刑讯逼供,所以,我首先说一个关于刑讯逼供的例子,但是,非法证据的范围比较广,不单单限于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

一起绑架案件,被告人说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有刑讯逼供的情况,因此,他的口供“反复无常”,今天承认,明天否认。至于刑讯逼供的手段,也详细说了。可是,没有证据来印证他的说法。

怎么办?

在与被告人交流过程中,“根据被告人的说法”有如下细节可以考虑:

一是刑讯逼供;

二是在非法定的讯问场所进行讯问。

综合以上情况,我和被告人商议好了相应的策略:

一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申请办案人员到庭作证;

    二是由被告人亲自向“证人”发问为主,辩护律师发问为辅;

    三是被告人尽量详细地叙说刑讯逼供的过程,这样容易让人相信;

    四是来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刑讯逼供是一个“幌子”,力争让办案人员承认“在非法定的讯问场所违法讯问被告人”。

庭前会议的过程中,被告人详细地讲述了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过程:时间、地点、人物、吃的什么饭等等都仔细地进行了描述。

办案人员集中精力应付刑讯逼供的过程中,承认了在会议室、办公室对被告人进行讯问的事实,并且记录在案。

    效果非常好,公诉机关撤回起诉。

作者:你在网站里谈到了一个案例,谈到讯问笔录未经被告人确认,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王同生律师:有一起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播放审讯录像,我无意发现了一个问题:

录像中显示,办案人员在让被告人签字时,被告人一边签字,办案人员一边说页数----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总共七页。

我马上找出了卷宗材料中那个时段的讯问笔录,我发现是六页纸不是七页纸。我在质证时说:“审讯同步录像显示,X年X曰X日X时X分开始讯问的笔录是七页纸,但是,卷宗材料中,同样时间段的讯问笔录是六页纸,很明显,卷宗材料中这份讯问笔录不是真是的。”

被告人听了我的意见,未征得审判长的同意,就急切地说:“当时记录的那份笔录我在签字时,……(因故)弄脏了,办案民警向我发了火,然后,拿来了早已经打印好的另一份‘笔录’也没让我看,就让我签了字。”

很明显,卷宗材料中的这份笔录缺少“让被告人核实”这个环节。

我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

那个时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刚刚颁布,因为具体操作程序不熟悉,未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些遗憾。

     作者:针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质证,你有什么好的做法?

王同生律师:一定要注意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调取程序是否有瑕疵。

一起网络赌博案件,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出示了侦查机关通过技术手段从被告人电脑里打印出来的相关数据,来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及其犯罪数额,但是,缺乏:能够证明这部分证据的调取过程等其他程序性要求的证据,我当庭指出,这部分证据的取得程序有瑕疵,请合议庭慎重考虑。

作者:对专业法医的鉴定意见如何质证?有好的做法吗?

王同生律师:对于鉴定意见要看资质、资格、鉴材是否充分、鉴材保存是否合乎规定等程序性问题。

一起强奸案件,卷宗材料中有DNA鉴定报告对被告人很是不利,征得被告人同意,决定申请庭前会议,就鉴定意见提出非法证据排除。

理由:鉴材有瑕疵----取得方式有瑕疵;保存方式不明;缺少提取笔录、提取清单等。

庭审中,在就这份鉴定意见是否属于非法证据以及是否排除进行审理时,我作为辩护人详细叙述了应该排除的理由。

合议庭休庭,要求公诉机关进行补正。

再次开庭时间还未定,补正情况以及再次开庭情况还知道,结果……

作者:侦查实验在刑事案件中,应该不常见吧?

王同生律师:虽然不常见,在这方面我也有几个成功的案例。

一起故意杀人案,为了证明卷宗材料中的“匕首”是被告人作案用的工具,侦查机关专门做了一个侦查实验:

取一个猪心,用匕首刺猪心致贯通伤,匕首入口的宽度和匕首出口的宽度,和死者心脏的受损状况完全一致。

通过仔细阅读卷宗,指出了这份侦查实验报告存在的不合法的地方----在场人没签字;还指出了这份侦查实验报告的不客观的地方【之后的内容中会写明】,彻底推翻了这份报告,最终,被告人被变更强制措施,回到家中。

作者:关于现场指认笔录的质证,你在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我看了之后觉得不错。

王同生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不论哪方面的工作,只要用心就可以积累出自己的一套好的做法,比如咱们谈到的现场指认笔录的质证。

首先,现场指认笔录有它的固定格式,指认现场也有程序性的要求。在这里我不再细说。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个道理:辩护律师不能够就文字看文字,要分析材料背后的东西,并且尽最大努力发现疑点。

两名网友相隔千里,聊得投机后,相约到女方住处附近见面,见面之后,因为某种原因,合谋作案,抢劫并且致人死亡。

卷宗材料中有两份作案工具销毁现场的指认笔录,两位被告人各一份,指认的时间相隔一天。

女性被告人因为是当地人对路径比较熟悉,带领办案人员指认现场应该不成问题。可是,男性被告人的家远在千里之外,对作案现场到销毁作案工具的地点路径不熟悉,不可能带领办案人员进行指认。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在会见被告人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被告人说两人的指认行为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不在一辆警车上罢了。女的在前面的警车上,男的在后面的警车上。

那么,为什么两份指认笔录的落款时间不是一天呢?

我说明观点,效果不错。

这也是那个案件被告人保住命的一个因素之一。

作者: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之后,要及时送看守所羁押。所为的“及时”,是指24小时之内。

可是,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地方的侦查人员,为了“方便办案”,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如果存在这种情况,辩护人如何了解、取证呢?

王同生律师: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

很多人对你提出的问题不理解,认为:这还不简单吗?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不就得了?

那么,怎样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的是实话呢?

他们会说:向看守所了解情况啊。

律师向看守所了解情况,看守所会给律师出具证明吗?

他们还会说:申请法院依法调查,比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入所记录,让看守所出具证明啊。

看守所不出证或者出具假的证明怎么办?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子:被告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我作为被告人的二审辩护人。

被告人上诉状里谈到侦查机关违法办案,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未及时将其送看守所关押,在刑警队办公室对其刑讯逼供。

侦查机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出具了被告人的入所体检表等材料,证明不仅不存在刑讯逼供,还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将被告人送看守所羁押。

庭审中,我在就公诉人提供的这些材料进行质证时,发现了一个对被告人非常有利的事实:医院的体检表的右上角有体检的时间,而这个时间是在被告人被刑事拘留的两天之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到医院体检在先,送交看守所羁押在后。很明显,公诉人当庭提交的那些材料有问题。

就是这样,体检表上的一个时间记录,有力地证明了被告人的观点,推翻了公诉人的主张。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我就简单地举这几个例子。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其他内容,比如:强制排除的几种情形、裁量性排除的几种情形、可补正排除的几种情形,还有如何准备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事宜,请大家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自己在应用中总结。

因为,我想保持我这本书的特色:少谈理论,只说做法,并且,用事例说明。

作者:你能够总结一下刑事辩护中最轻辩护的具体情节吗?

王同生律师:可以,但是不是全部最轻辩护的最轻辩护的情节,只是一部分,刑事辩护千变万化,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辩护情节。

你应该知道,刑事辩护的分类很多种,按照有罪还是无罪这个标准,可分为:无罪辩护和有罪辩护。所谓的有罪辩护,就是大家常说的罪轻辩护。现在,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说一下罪轻辩护。

一、重罪改轻罪。

二、从轻、减轻、免于处罚的情节辩护。

【1】刑法总则:自首、立功,犯罪预备、未遂、中止,从犯、胁从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丧失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未成年人犯罪、已满75周岁犯罪。

【2】审理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

【3】其他罪轻情节:认罪、退赃、赔偿受害人损失;被害方谅解、被害方过错;被告人平时表现【表彰、单位证明】、成长环境、家庭状况、身心状况、犯罪动机,社会因素【吸资】、回归社会的难易度;犯罪的时间、地点、对象;悔罪情况、犯罪的起因【邻里纠纷】,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的监护、帮教条件,激情犯罪,主观恶性大小,社会危害性大小,再犯可能性大小,人身危险性大小、预交罚金、帮助犯、作用大小,关于女子怀孕与量刑的规定,聋哑人犯罪、盲人犯罪,犯罪后救助,嫌疑人家属协助破案的行为,哺乳子女、抚养未成年子女【高清案】、赡养父母等等……

【4】可用之前相同案例的判决结果作为辩护依据。

    作者:能请你提供几个案例吗?

王同生律师:可以,我也正有此意。

因为,每一个刑事案件的辩护,都是“综合多个情节”进行辩护,除了极个别的案子外,很少有单一情节辩护,所以,我列举几个案子的资料,请大家参考:

一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功辩护

某化工企业有一部分化工废料需要处理,便找到了刘某【车主】,商定每运出一吨,化工厂给刘某50元。刘某安排蔡某、李某将数十吨化工废料运出,倒在一条河内。

化工废料与水接触后,产生了有毒气体,造成了庄家、树木大面积死亡,造成附近村庄人员恐慌,其中一人死亡。

侦查机关将三人抓获,公诉机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人起诉。

我担任蔡某的辩护人,本案最终改变了定性,三被告人在三至六年间量刑。

我把当时的辩护提纲列一下,请大家参考。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作为本案被告人蔡X的刑事一审辩护人,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词分四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被告人蔡X具备的几个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告人蔡X认罪态度好。

二、被告人蔡X系自首。

1、卷宗材料中,侦查机关于2012年9月26日出具的“发破案经过”证明:2012年7月28日,被告人蔡X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从卷宗材料查清的事实看,被告人蔡X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相关犯罪事实;3、根据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三、受害方已经获得赔偿。

从卷宗材料看,受害方已经得到160余万元的经济赔偿,从一个方面弥补了被告人犯罪行为带来的损失。 

四、被告人蔡X系从犯。

1、蔡X是一个打工者,是完成别人安排的工作任务;2、联系拉货的不是蔡X;3、拉的什么货物,蔡X不知道;4、装货的也不是蔡X。

五、被告人蔡X的主观恶性较小。

1、只是为了完成老板交待的任务; 2、出现的后果在蔡X的意料之外。

第二大部分:本案两个事实须谨慎对待。

一、关于财产损失数额:

1、有相关部门的鉴定意见; 2、鉴定结果是按照受损坏的严重程度,划了一个损失百分比,推算出来的,不能够确凿的反应损失的真实数额;3、正如鉴定结果后面的备注:鉴定结果仅供参考。

二、关于受害人死亡的原因。

阅卷过程中,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单单这名受害人死亡?为什么家禽等其他动物没有死亡的情况?我在尸检报告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病理检查报告”部分找到了答案:受害人身体本身健康状况不佳,也是死亡的原因之一。1、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1级;2、气管:慢性炎细胞浸润; 3、肝脏:慢性肝淤血,轻度淤血性肝硬化改变,慢性炎细胞浸润;4、肾脏:慢性炎细胞浸润;5、脾脏:慢性淤血性脾肿大。心、肝、脾、肾、气管人体重要器官,都有慢性病,这就是死者的身体状况。

第三大部分:本案的定性。

总观点:本案不应该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115条],应是“污染环境罪”[刑法338条]。

一、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由是不符合该罪名中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是:故意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很明显,本案不符合直接故意犯罪,无需多说。

为什么也不具备间接故意呢?三被告实施这个行为,有的是为了把这些东西处理掉,有的是为了完成老板交给的工作任务,这是他们的动机、目的。

卷宗材料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被告人樊XX2012年7月8日的供述第6页有这样一句话:“天快明了,我就开车拉着王XX和蔡X想到小清河桥上去看看,我们担心有没有造成小清河两边的树木死掉。”这一句话,就完全可以证明三被告人没有放任造成庄稼损失和人员死亡的间接故意。因为,在任何一个人看来,造成庄稼的死亡、损失比造成树木的死亡更为值得担心,尤其是对一个农民来说;在任何一个人来看,造成人员的死伤比造成树木的死亡更值得担心。

那么,三被告为什么只担心树木的死亡而没有担心庄稼的损失和人员的死亡呢?只有一个解释: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造成庄稼损失和人员的死伤。既然根本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也就不存在追求这种结果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了。也就不存在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了。不具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必需的构成要件,也就不构成该罪。

二、之所以构成“污染环境罪”,是因为符合该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尤其是侵犯的客体要件:国家对危险废物的安全管理制度。

第四大部分:量刑。

总观点:被告人蔡X应在三年以下量刑,且适用缓刑。

一、不应该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能在十年以上量刑,因为不构成这个罪名;

二、应按照“污染环境罪”量刑,且在三年以下量刑,适用缓刑。

1、按照“污染环境罪”量刑是因为符合这个罪名的构成要件;

2、关于在在三年以下量刑,主要涉及到“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2013年分别就环境污染犯罪出台了两个解释,根据2006年的解释,死亡三人,在三年以上量刑;根据2013 年解释,死亡一人,在三年以上量刑。本案发生在2012年,根据 “从旧兼从轻原则”,在三年以下量刑。

3、关于适用缓刑。

[1]蔡X态度好、自首、主观恶性较小、从犯,适用缓刑不再危害社会;[2]受害方已获赔偿、死亡原因两重性 ,也值得考虑;[3]蔡X年仅7岁的孩子需要照顾。根据案结事了、和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请对蔡X适用缓刑。

                   此致

XXX人民法院

                           辩护人:王同生

 2013年8月1日

    被告人王某涉嫌贪污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起诉,我作为辩护人,依法发表了如下辩护意见,请大家参考。

王某案件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本案被告人王某的刑事一审辩护人,现依法发表如

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受贿罪

    1、被告人王某认罪态度好;

    2、被告人王某系自首;

    3、被告人王某已经将受贿款退回到办案单位;

4、钱是相关人员强行留给被告人王某,所以,被告

人王某主观恶性较小。

二、关于贪污罪

    1、被告人王某不构成贪污罪。因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某贪污16492、80元,不妥当。

【1】2001年至2006年,六年的保险费应该是12369、60元,平均每年2000余元,保险费是逐年递增的,可以肯定,被告人王某2001年至2003年6月份的保险费不足5000元,根据这个数额,综合本案情节,不应该认定被告人王某构成贪污罪。

【2】16492、80元与12369、60元之差,是迟延缴纳保险费的滞纳金,保险费应该由单位缴纳,迟延缴纳的责任在单位,故此,这部分滞纳金应该由单位承担,不应该列为被告人王某应该承担的数额。

【3】现有的证据不能够证明2001年至2003年6月份被告人王某应该承担的保险费数额,应该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4】2003年7月份被告人王某被镇政府聘为农机站长后,单位应该为王某缴纳保险费,之后的保险费金额不能够认定被告人王某贪污。

    【5】其他人是否缴纳保险费、缴纳保险费多少,不能够改变法律规定,不能够改变单位应当承担被告人王某保险费的事实。

    2、退一步讲,假设认定被告人王某构成贪污罪,也应该充分考虑以下情节:

    【1】被告人王某认罪态度好;

    【2】被告人王某系自首;

    【3】所涉及的款项已经退回办案单位。

    三、关于玩忽职守罪

    被告人王某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一)乡镇农机站无相关职权,更谈不上玩忽职守。

    1、省、市、县实施方案中规定的责任主体是县级以上农机部门、财政部门;

    2、责任原则:谁审核、谁签字、谁负责,而被告人王某根本无此职权,更不应该负责任;

3、被告人王某不是有关农机购置补贴的领导小组成员;

4、被告人王某无权:审核名单、确定名额、开具确认通知书、选择经销商、办理购机手续、办理过户手续、监督供货;只是最初发表,而只要是农民就应该发表,最终决定权在上一级部门。

5、所为的县、镇、农机部门的领导的证言及其说明,不能够用作认定农机站职权的依据,而应该按照法定的工作职责范围来确定。

    (二)关于损失数额,有诸多不妥之处

    1、损失数额的计算,没有一个权威的依据,只是公诉机关自己的计算。

2、损失数额具体分类【按照公诉人的说法】:

(1)假借他人之名骗取:68、40万元,与被告人王某无关,最终允许谁买,决定权不在被告人王某。

(2)不满两年转卖:28、40万元,也与被告人王某无关,卖与不卖、挣钱卖还是赔钱卖,是农户决定的,王某无权阻止!也没有精力去阻止!

(3)未用于农业生产:13、60万元,也与被告人王某无关,理由同上。

(4)农机补贴有指标目的是惠农,至于卖给张三还是李四,国家谈不上什么损失。

(三)三被告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完成实施方案中规定的工作。

农机推广站3人,农机站2人,总共5人,每年补贴的农机设备近千台,遍及全县,如何让这5个人去完成实施方案中规定的那些工作?

不是被告人玩忽职守,是因为制度不现实!

(四)未公示到村与所谓的损害后果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示到村是农机站的职责;

2、是否会造成损失,在于事前把关,而不在于事后亡羊。

退一步讲:

假设被告人王某构成玩忽职守罪,也是比从犯的作用还要小的帮助犯。

量刑建议:

免于刑事处罚。

 

此致 

 

敬礼

 

辩护人: 王同生

2015年5月6日

    被告人张X等三人因为涉嫌盗窃罪30余万元的原料油被逮捕直至被公诉,我作为张X的辩护人出庭辩护,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法定辩护情节的案子,我还是尽最大努力找出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依法辩护,最终,被告人张X被判缓刑。

    张X从看守所回到家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

    本案的辩护词有点特色,请注意分析:

关于张X盗窃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张X亲属的委托,指派王同生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认真研究了起诉书,详细查阅了本案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事实,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 辩护人对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张X犯盗窃罪的罪名无异议。但对据以定罪的犯罪事实作以下几点说明:

     1、从犯罪动机上看,被告张X虽在此次犯罪之前一段时间与被告王X有过犯罪表意,但双方并未共同实施犯罪行为。而2013年10月23日此次盗窃XX公司化工原料的行为却是被告王X首先提出的。这从被告王X以及被告张X两人的供述一致,相互印证,可以看出。(附:摘录卷宗口供)

卷宗第27页 :被告王X2013年12月7日第一次讯问供述“23日老板告诉我让我去东饶县大王镇金公司去灌装环氧丙烷送到XX化工有限公司,我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给张X打了电话。”

卷宗第42页:王X2013年12月27日第三次讯问笔录中供述的“2013年10月23日上午,我们老伴告诉我让我去东饶县大王镇金公司去灌装环氧丙烷送到XX化工有限公司,我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给公司卸车员张峰打了电话,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事先商量过盗卖环氧丙烷的事。”

 卷宗第78页:张X12月6日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供述“随后到了23日,大个子给我打电话说放点PO,我说只要化验合格,我是光管卸车,随便你。”  

     2、从犯罪行为具体实施过程来看,被告人张X在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被告王X利用运输并实际控制涉案的29.54吨环氧丙烷的便利,联系买家王磊,中途将货物的实际控制权悄悄转移,甚至准备化验样品蒙混过关。整个盗窃行为在进入公司厂区之前就已经实施完毕,而被告张X并未实际参与盗窃行为着手实施阶段,如何分配赃款也是由被告王X具体实施。被告张X在犯罪分工以及作用上,是掩饰盗窃行为被货物所有权人发现,起到后续帮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另外,被告王X在多次供述具体分工时(第18页和第31页)都提到:“张X负责在卸料时掩人耳目,我负责盗卖原料时联系王X”,这与被告陈X的供述(第61页)也一致。

    二、被告人张X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张X认罪态度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被告张X在归案后,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其供述的犯罪事实与检察机关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相一致。根据刑法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张X虽不具有法定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考虑。

      2、被告张X在共同犯罪分工及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并未实际参与盗窃行为实施过程,起到后续辅助作用,应属于从犯。对于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3、被告人张X系初犯,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系初犯,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记录,平时表现一贯良好,此次犯罪属于偶然犯罪,这说明其具备通过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客观基础,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4、被告人犯罪后积极退赃并尽量赔偿被害人损失,量刑时应予以考虑。被告人犯罪后,不仅积极全部退还分得赃款117600元而且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10000万。同时,本案其他被告人也积极退赃并赔偿损失,至审判前,不仅仅将所有涉案赃款退还,各被告人还主动赔偿损失8万元,以尽量减少被害人的损失。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被告张X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且事后积极退赃并赔偿损失,请合议庭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王同生

                             2014年5月20日

      

还有一个挪用公款案件,辩护效果也很成功。

本案辩护的成功之处,就是从网上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案例,该案例的判决结果是缓刑。审查起诉阶段,作为辩护人的我将案例交给了公诉人。到了庭审时,我再次提供该案例,最终,被告人虽然挪用公款100余万元,最终判决结果是缓刑,被告人及其亲属比较满意。

具体辩护词:

伊XX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本案被告人伊XX的刑事一审辩护人,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 被告人伊XX是自首。

    关于这一点,从卷宗材料中的发破案经过完全可以证明。

对于自首的被告人,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应当减轻处罚。

  • 被告人伊XX认罪态度好,且自愿认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相关解释,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 被告人伊XX无前科系初犯。

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 被告人伊XX主观恶性较小。

1、动机是为了和银行职员搞好关系,利于工作;

2、保证不给单位造成损失,保证随用随提是前提;

3、挣的钱放在一边,为单位老师报销用。

4、个人名义设账号,单位领导、教体局领导知道。

五、本案情节较轻。

1、动机是为了和银行职员搞好关系,利于工作;

2、保证不给单位造成损失,保证随用随提是前提;

3、挣的钱放在一边,为单位老师报销用。

4、不能单纯的看挪用数额100余万,要综合考虑。

5、被告人伊XX一听说不合法,就停止了,长达一年之久。

六、违法所得全部退回。

七、量刑建议:免于刑事处罚。

1、本案情节轻微;

2、被告人伊XX不懂法,一听说不合规矩,就停止并改正了;

3、当庭提供的相同案例,也是本案应该免于刑事处罚的依据之一。

请公正审理。

 

 

                   

                  辩护人:王同生

                  2014年8月19日

 

以上四个辩护词各有特点,请大家结合从轻辩护的诸多要点,仔细分析。

 

作者:打开电脑中关于辩护律师的页面,经常会出现“无罪辩护律师XX”的标题,难道有专门做无罪辩护的律师?

王同生律师:不可能有专门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某一起案件的辩护思路,在承接案件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卷宗材料,是不能够确定的。

作者:你对无罪辩护有什么可以看法?

王同生律师:参加2010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年会时,有一位主持嘉宾说过这样一段话:“无罪辩护是律师刑事辩护这个璀璨的皇冠上面的那颗耀眼的明珠”。

对这句话,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律师认为,律师在进行刑事辩护的时候,不管什么案件,尽可能的做无罪辩护,在庭审过程中要大讲特讲,夸夸其谈,要把法庭当做自己展示才华的演讲舞台,借“宝珠”之光来“彰显”自己;不少当事人及其亲属乃至旁听人员也喜欢这样的律师,甚至认为只有这样的律师才是有水平的律师,才是真正为当事人卖力的律师。

有的律师认为,能够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可遇不可求。因为每一个刑事案件经过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反复审查后才诉到法院不会出现让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了;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也是现在存在“辩护律师无用论”的因素之一。

根据我自1995年专业从事刑事辩护的实践,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卷宗材料证实的“法律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有出入的。也就是说,刑事案件虽然经过侦查、审查起诉两个阶段然后起诉到法院,在法院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可能有宣判无罪的。

作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是办案人员的水平不行吗?

王同生律师:当然不是。真正因为办案人员的水平不行造成的错案几乎没有,可以说占不到全部刑事案件的千分之一!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刑事案件绝大部分是办案人员经常遇到的“大路”上的案件,法律规定很清楚,犯罪构成很明确,就和医生看病,很少有疑难杂症。再就是任何刑事案件不论在那个阶段,都是集体办案、集体研究才下结论。之所以出现错案,最根本的原因在“颜面、成绩、声誉、利益”。

案发了、人抓了,为了提高破案率先入为主,甚至逼供、诱供。

受害方来报案了,办案人员打击犯罪的“职业习惯”隐约起作用了,问材料时尽量往“刑事案件”上靠。

受害方是本地知名企业或知名人物,保护“自家人”的潜意识,影响案件的侦办。

上级领导的“指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案件的侦破。

就侦查机关来说,既然立案了,就不能轻易撤案,就得想办法批准逮捕,不惜在调查材料时进行“取舍”,否则,会影响办案人员的成绩,也影响侦查机关的声誉。

犯罪嫌疑人一经批捕,那就坏了,就想法将案件移交到法院,想办法开庭,坚决要求判有罪。因为,如果做出无罪的判决,是要进行国家赔偿的,是要损坏“国家声誉”的,是要损坏相关人员声誉的。

正是以上因素,造成了“无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这也使律师承接可作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成为可能。

但是,想得到一个真正的无罪判决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像皇帝的“皇冠”一般人很少有机会触摸得到,从皇冠上摘下那颗最好的“珍珠”,更是“蜀路难”。

不管是什么路,只要有路就得有人走!

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是有智慧的专业人士,否则、就会遍体鳞伤!就会“出师未捷身陷险”。

这是我对“无罪辩护是律师刑事辩护这个璀璨的皇冠上面的那颗耀眼的明珠”的理解。他提醒辩护律师要勇于担当,但更要注意策略。

关于“策略”,我又想起一位律师的话:“律师要一手高举正义的旗帜,一手紧握正义之剑”。我倒建议最起码腾出一只手来拿盾牌。

律师的职责是什么?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合法不一定合理,合法不一定符合“人间正义”。

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头脑必须清醒,眼睛必须明亮,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的职责,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制定好自己的策略,接待好自己的当事人,维护好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要见了“皇冠”就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飘飘然的随意去摘那颗“珍珠”,那会“晃着眼”的。

眼睛被“晃”了,会影响依法履行职责、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作者: 那么,如何做无罪辩护呢?

王同生律师:如何做无罪辩护是大家经常考虑的问题。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所以说,大家会对无罪辩护望而生畏。其实,无罪辩护的切入点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1、不符合犯罪构成的无罪辩护;

2、被告人未实施犯罪无罪辩护;

3、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罪”辩护;

4、被告人无刑事责任能力“无罪”辩护;

5、不起诉、有罪免刑的辩护。

   当然,律师虽然进行无罪辩护,即便是辩护成功了,也很少得到货真价实的无罪判决,往往会出现折中的结果:取保候审回家,不了了之的最多;有罪免刑的有之;不起诉的有之。

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呢?

王同生律师:因为此类结果,办案单位与被告人都易于接受。取保候审也好,有罪免刑也罢,办案单位不用国家赔偿了,被告人也可以早日回家了。

下面,我写几个自己办理的案例:

一、不符合犯罪构成的无罪辩护。

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不构成盗窃罪

97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中年妇女白某到律师事务所找到我,说她丈夫李某在xx市被公安机关以盗窃罪拘留,要求我以律师的身份介入,为其丈夫提供法律咨询,辩护。

白某告诉我,她的丈夫带着一个施工队,在该市一单位施工,因甲方工程款拨付不及时,职工工资发不出,职工有意见,严重防碍了工程进展,与甲方协调无果,只好从工地上拉出价值2万余元的甲方供材卖了,所卖款全部给职工发了工资,自己分文未得。谁知甲方以盗窃罪向当地公安机关告发,李某被刑事拘留,并要求李某赔偿甲方损失2万余元。

如果白某说的事事情,她丈夫李某不构成盗窃罪,因为他分文未得,根本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构成盗窃罪必不可少的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构成盗窃罪。

白某就象吃了一颗定心丸,非常诚恳地和我说:我还能和你撒谎吗,既然来请你出主意,想办法,就一定和你实事求是,就绝不会瞒你。

在交谈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李某是和另外一个人合伙,承包了一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常年租用着一个大头车为工地服务,因租车费另一合伙人与大头车司机发生争执,将大头车司机打死,侦查机关将另一合伙人抓获。这时,工程基础已基本完工,施工设备也都已安装到工地。加方领导想借此换人施工。便以盗窃罪向侦查机关报案。

事情很清楚了。当时我确定了如下思路:一个目标:争取李某早日回家。路子有二:一是争取无罪释放;二是争取取保候审;再就是所谓的损失尽量不赔,也不应该赔。

白某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连夜赶写好了取保候审申请书,第二天一早打印成书面材料,然后带全了有关手续,同白某及其好友宋某,张某去了xx市。

当天下午找上办案人员将律师手续交上后,我谈了个人的看法,建议将李某无罪释放。

“他虽然分文未得,但买了加方供材给职工发工资就剩了自己的钱,就等于具备了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位把案人员几乎异口同声地反驳我。

“关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存在等于的问题。再就是,给甲方盖楼,钱包括职工工资,就应该由甲方出,李某本来一分钱也不应该出,更谈不上省钱的问题。”

我据理力争,虽然面带笑容,但寸步不让。

办案人员同意和领导汇报一下。过了一会儿,回来说:“领导说本案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可以变更强制措施,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请写个申请吧”。

我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取保候审手续交给办案人员。办案人员同意第二天上午放人,当时是下午三点多,第二天又是星期六,我要求当天放人,他们就是不同意。

在宾馆住下后,反复考虑事情的整个过程,干建筑,欠当地人材料款是一定的,再加上甲方要的两万元损失分文未得,总觉得明天可能走不了。我给李某家属白某打了一个电话,建议他安排一辆车在公安局门口等着,人一出来赶紧走。白某不同意,认为他们不可能胆子那么大,敢在公安局门前抢人。经我反复解释,白某同意了我的建议,最后我们商定。为防止对方发现,叫他日照的亲戚带着一辆车过来,在公安局大门口南侧等着。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在公安局办理手续时,叫同去的人到外边看一下有没有情况。过了一会儿,回来说公安局门前对面路边上有一辆轿车,反挂着牌子,有五个小伙子站在一边。

我要求办案人员送我们一下,办案人员出去一趟回来时跟进一个人来和我们一同上了警车。当时我没有多想,我告诉办案人员我们有车在南边,却把我们送到了对方的车边把我们赶了下来。

一下车,那五个小伙子将李某往车上拖,我们不让。其他公安干警听到有动静,出来一看是我们,就都回去了。对方五个人,我们三个再加上日照李某的亲戚共四个人。争了十余分钟,我们看走不了,便有争着回到了公安局大院里。

办案人员躲了,值班领导不管,我们又不敢出公安局大院。

日照的亲戚说:刚才办案人员和对方说人家发现了,人可以抢,但是不能打。

奥,原来是怕人走钱丢,抢人逼钱。

有一个人进来和我说李某欠他材料款,不还钱是走不了的,你也看到了,公路西边我还带来了十六个人,因为你们没走了没上,如果还了钱,保证李某马上回家。

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也是说李某欠他的钱,如果还他钱,保证李某回家。

甲方也来人了,说是请李某到公司对帐,保证李某安全。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谁的话也不信,一心只想怎么回家。一直向公安局领导交涉,他们就是不管。

中午了,我们不敢出去吃饭,派人出去买饭,对方叫人跟着。

通过某种关系,联系了本地一个执法部门,建议他们以办案的名义将李某带回,未果。

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到了下午六点多。

公安局下班了,看门的往外赶我们,我们不走,又僵持了一个多小时。

晚上八点左右,甲方领导又来了,说得很好,请李某到公司对帐,保证李某安全,对完帐后将李某送回。

没办法,如果李某被其他人抢了去,连人也没处找,公安局往外赶,其他人等着抢,走是走不了了,只好跟着甲方走,最起码有地方找人。

抢人者也跟着。

路上还可以,一进办公室,甲方领导马上翻脸,冲我们说:你们几个我只认识李某,其他人我谁也不认识,李某留下,其他人马上走,不然,三个人弄一个,给我拖出去砸。律师算什么,律师算狗屁。

我环视四周,对方虽然有二十余人,但真正出头的只有三个。再加上,施工队上的人中大多是我们的老乡,其中和我一个村的也不少。

我说:这个事情的性质大家应该了解,违法是定了,如果在继续发展很可能构成犯罪,虽然你们当地公安机关不管,如果事情闹大了,自然会有管的,大家都有家庭,都有老有小,希望考虑好后果。

僵持了一个小时左右,晚上九点多了,李某私下和我说:施工队里有咱一个老乡姓宋,很“武”,甲方领导平时也让他三分,叫他过来,我留下,你们回去吧。于是我们提了一个条件,李某留下可以,但必须叫老宋来,守着他把人留下。

老宋来了,李某留下了。

我们三人(我及和我同去的李某的两个亲戚,其中一个是政法干警)刚从甲方办公大楼内出来,那二十一个人从后边追了上来:你们上哪儿?

这么晚了,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我说。

我们给你找一个旅馆吧。

没办法,只好跟他们走。

在一条南北公路两边,各有一个旅馆,路西边是一个国营旅馆,路东边是一个私营旅馆,他们把我们领到了私营旅馆中,给我们订好了房间,我们支了押金。其间我故意要了一副扑克牌,我们进了房间后,他们派人在外面守着。我们三人在屋里打“八一”,虽然强作镇静,但是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日照的亲戚一直在后面开车跟着我们,怕我们出事,一直和我们电话联系,等机会把我们接走。

到了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左右,我们听到外面没有动静了,便悄悄的来到了一楼服务台,发现那些人到对面国营宾馆一楼大厅看电视去了。没敢退房间,就悄悄的从宾馆里出来,径直往北走。每当发现后面有车有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们联系上了日照的车,连夜赶回了家。

三天后,李某在老乡的帮助下,趁上厕所的机会,我们将李某接回了家。

近十年了,当地公安机关在未涉及此案,实际上李某已宣告无罪。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执法环境和地方保护主义。

随着执法环境的改善,国家对外出劳务人员合法权益保护的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出台及落实,十余年了,我再没有遇的类似的事情。

还有一个关于绑架的案例。

从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到免于刑事处罚

案件事实及进展过程

被告人张明与田甜自2004年1月开始谈恋爱,感情很好。因田甜父母反对,私奔同居。九个月后,因两人发生争执,2004年11月11日田甜留下一封信说断绝关系后回家。张明到田甜家要求见田甜,田甜的父母说田甜未回家。11月12日11时张明到田甜弟弟田亮的学校问田亮,田亮说他姐姐回来了。张明又去问田甜的父母,田甜的父母还是说没回来。张明到学校以请田亮吃饭,吃饭后找田亮的姐姐为由将田亮从学校接了出来(因张明与田亮很熟悉,田亮与老师说张明是他哥哥,老师也同意)。之后,张明给田甜的父母打电话说他把田亮从学校里接出来了,要求见田甜,要不然他跳楼。五个小时后,田甜与张明见面,张明将田亮送回家。期间,张明与田亮一块吃饭,几次往田甜家里打电话要求见田甜。无任何打骂行为,也无任何威胁的语言。打电话时,随田亮自由活动,没有看管田亮的行为。

张明因涉嫌绑架罪:

2004年11月13日被刑事拘留;

2004年11月17日、2006年4月7日被取保候审(证据收集达不到批准逮捕的要求);

2006年5月19日,公诉,之前,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两次;

2006年6月18日,公诉机关因补充侦查,要求延期审理,同年7月12日恢复审理;

2006年7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张明有期徒刑10年,并将张明逮捕;

张明上诉;

2006年12月27日,二审法院宣判:撤销一审判决,张明犯绑架罪,免予刑事处罚。

公诉机关观点

庭审观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以他人作为人质,应以绑架罪追究刑事责任;

庭后:也认为本案已绑架罪量刑过高,但是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罪名。

一审法院观点

被告人张明为了达到自身目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辩护律师观点

本案不构成绑架罪

理由:

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它不法要求的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本案不具备绑架罪的客体要件

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利益,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之一。

绑架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只有使用了暴力、威胁等类似方法才能危害到他人的身体健康或生命权;只有采取暴力、胁迫及类似手段劫持他人后对被害人加以禁闭、监视,才谈得上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只有受害人想离开而受到控制不能离开,才谈得上人身自由被限制。

本案中,被告人张明自始至终没有对田亮采取任何暴力、胁迫及类似手段;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威胁的语言;被告人张明打电话离开田亮时,从未找人对田亮进行监视;只是请田亮吃饭后与田亮一道去找田亮的姐姐田甜。因为张明与田甜交往很久,与田亮也很熟悉,田亮称张明为哥哥,从一开始到回家,田亮始终认为是与其哥哥张明一块找其姐姐田甜,从未提出过回家,更谈不上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让回家。故,被告人张明不存在侵犯田亮的身体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

(二)本案不具备绑架罪的客观要件

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刑法规定的,确立犯罪的必要的诸客观事实、特征或客观外观表现,也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

绑架罪的客观要件是:“绑架他人或绑架他人作为人质”。

“绑架”,是指以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强制劫持他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剥夺或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人质的行为。

所谓暴力,是指直接对受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各和强制,如捆绑、推、拽、殴打、伤害、强行架走等;

所谓胁迫,是指不顺从就实施暴力、威胁,对被害人实施精神强制,使其恐惧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无力或不知反抗的行为。其本质特征是违背被害人的意志,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无力或不知反抗。如果是轻微的暴力或胁迫行为,也不构成绑架罪。

所谓人质,是指把受害人劫离原地或把持控制受害人,向受害人亲朋提出不法要求。

而本案不存在以上情节:

1、不存在强制;

2、不存在劫持;

3、田亮只认为是去找他姐姐,无回家意思,更谈不上“控制、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让他回家;

4、无任何强制手段、威胁话语,未给田亮造成任何肉体及精神伤害。

(三)不符合绑架罪的主观动机:达到不法目的

犯罪动机是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需要促成动机,需要分为十类:一是物质的需要;二是性的需要;三是摆脱心理困境的需要;四是自我确认的需要;五是自我显示的需要;六是充实生活的需要;七是征服他人的需要;八是爱的需要;九是报复的需要;十是实现自己志向的需要。本案是基于爱,致使被告人张明想见田甜:交往、同居、感情很好的女朋友。要求见女朋友一面应不违法,不应是不法行为。

绑架罪主观方面构成要件中主观动机是达到不法目的,如果同样是限制人身自由,但如达到的目的是合法的,则不构成绑架罪,这应是设立绑架罪的立法原意之一。如为索取正当债务,限制人身自由的以非法拘禁论。

(四)以绑架罪量刑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当

1997年3月6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王江斌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说明中进一步明确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行相当原则。关于这一原则,《刑法》第五条也做了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本案按绑架罪在十年以上量刑,显然量刑过重。因为:

被告人把田亮送回家;期间被告人未对田亮实施殴打、捆绑等手段;被告人未对田亮进行威胁;被告人未限制田亮人身自由;被告人未以伤害田亮来威胁其家人;田亮在精神上未受到伤害;田亮认识被告人,只认为被告人请他吃饭,只认为是与被告人一起去找田甜;要求与交往多年的女友见面是合理、合法的。

(五)侦查机关也认为“证据收集达不到批准逮捕的要求”(2004年11月16日,《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

注:卷宗材料无2004年11月16日之后调查的材料,故现有证据侦查机关也认为证据达不到批准逮捕的要求。

达不到逮捕要求的证据能否定绑架罪?

达不到逮捕要求的行为能判十年以上?

(六)公诉机关也认为现有材料无法给被告人定罪

2006年2月27日公诉机关受理后,认为材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不然不可能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两次。

也就是说依据卷宗材料中2006年2月27日前的材料不足以定绑架罪。而卷宗材料中没有补充任何材料。

二审法院观点

被告人张明为达到与田甜继续恋爱的目的,采用欺骗手段将田甜之弟田亮从学校接出,并以此相威胁,逼迫其父母交出田甜,其行为符合绑架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被告人张明的行为虽然构成绑架罪,但从刑罚的公平性角度出发,如果对张明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悖于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量刑明显偏重,不符合绑架罪立法本意,具体理由有:(1)张明与被害人田亮之姐田甜恋爱之初即遭田甜父母反对,二人因此私奔,后田甜不辞而别,张明到田甜家中找不到田甜,即固执认为系田甜父母从中作梗,将田甜藏匿,因而心生愤怒,一时冲动而实施了劫持人质的行为,这与那些出于利欲熏心、图财害命和杀伤人质为目的的犯罪,在主观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并不恶劣。(2)从张明实施犯罪的手段和结果上看,其虽然劫持田亮自上午11时30分左右至下午6时许,但在劫持人质的过程中,并未威吓、殴打被害人,且从被害人田亮的陈述来看,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绑架,出租司机的证言对此予以印证,由此可见张明犯罪手段和情节一般,犯罪行为人将自己的行为严格控制在较低的社会危险性程度范围之内。(3)从社会影响等要素出发,张明出于一时冲动实施了绑架人质的行为,但在见到田甜后即将田亮送回家中,撇开张明的犯罪主观目的、手段、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社会影响等量刑要素,一味追究刑罚的量刑要求,机械的判处被告人张明有期徒刑十年,显失公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人民法院(2006)+刑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明犯绑架罪,免于刑事处罚。

律 师 做 法

本案从立案到终审,两年多时间,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全力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同时,先后五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立法建议,从有利于类似案件的执法,有力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建议尽早对绑架罪的立法意图及犯罪构成等作明确规定,来指导基层执法,或量刑上加“情节较轻”的怎么办。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终于对绑架罪的量刑幅度进行了修改。

以绑架罪起诉的原因及思考

为什么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把这样的案件以绑架罪立案移送呢?原因:一是认为“以他人作为人质”便构成绑架罪,忽视了“绑架”二字的含义;二是没有正确理解设立绑架罪的真正立法含义,没有真正理解为何绑架罪量刑起点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三是知道定绑架罪量刑过重,知道定绑架罪不太合适,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罪名,只有硬着头皮立案移送。四是心理因素作怪。侦查机关开始根据受害人家属不正确的报案材料立案、侦查,对被告人采取了强制措施。虽经侦查“材料达不到逮捕需要”,还得移送起诉。因为撤案受害人闹,怕影响不好,立案了撤诉,也影响办案质量;公诉机关呢?侦查机关既然移送了,觉得材料不行,退查,一次不行两次,希望侦查机关撤案,侦查机关不撤。如作不起诉处理,侦查机关可能不让,则只好起诉;至于法院:一、建议公诉机关撤回;二、强判有罪;三、判无罪。考虑到工作协调,一审判无罪的可能几乎没有,其他地方有类似情况,也判了。

二、被告人未实施犯罪辩护。

有这样一个案子:

父母找不到孩子。

有人来电话,要求他们将十万元现金放在指定的地点,否则将“撕票”。

案件进一步发展:在一个井里发现了小孩子的尸体。

犯罪嫌疑人杨X被抓获。

受杨X的家人聘请我和耿庆东为杨X辩护。

通过查阅卷宗,发现杨X没有作案时间,经过依法辩护,公诉机关撤回了对杨X的绑架罪指控。

本以为案件就此了解了,没想到,案件转到了案发地的基层法院,公诉机关又以敲诈勒索罪对杨X提起了指控。

其家人依旧委托我们为杨X辩护。

最终结果是免于刑事处罚。

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辩护

有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路 边  女  尸

干律师长了,多少有点“名气”,业务范围扩展到了市外、省外。

有不少人看了我的网站“山东、淄博刑事辩护大律师网”和“山东律师王同生”后和我联系。

网站是个人的,一级域名。

是零五年底创办的网站。

说句实在话,那时我连电脑都不会用,买了一本书,边学边用。

其实就是一层纸,没什么深奥的东西。

网站有了,需要维护。

网站维护主要是好的稿件。

稿件好坏,主要是看是否对读者有用。

网站建立起来后,我把近二十年来承办的案件,详细整理,放到网站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有的当事人就是通过网站了解到我的。

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省外号码。当时不少向我约稿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是个男的。

说他的哥哥(以下称被告人)因杀人被抓了。很想委托我作为他哥哥的辩护人,怕我嫌路途远。

我建议面谈。

五天后,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大体介绍了案情。

案情他也知道的不多:

晚上十时许,受害人因孩子在外面上网没有回家,与其丈夫争吵后离家,被人用锐器捅伤心脏死亡。

过路人发现后报警。

经尸体勘验,系锐气从左胸部穿透心脏致死。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被告人因在家中看黄色录像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被逮捕。

公诉机关于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到法院。

通过会见被告、查阅卷宗,我发现: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受害人的死亡,是否是被告人所为,本案证据能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公诉人的庭审意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受害方的意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要求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等,并要求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

辩护人意见: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矛盾点很多,且公诉方不能提供关键的证据作案工具——凶器,依法应判令被告人无罪。

本案是我和本所律师郑锋一块办理的。

被告人亲属委托的时候,案子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

因为做律师之前我从事公安工作十年,1994年辞职从事律师业务以来,坚持走专业化的道路,专门办理刑事案件,我比较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通过和当事人的亲属交流,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有问题,用我的话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子。

如何办理本案,我已了然于胸。

承接案件后和当事人亲属交心,请他们理解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的做法,不要产生误解,使律师无后顾之忧、轻松上阵。

在接受委托的同时,我们详细地和当事人亲属交流了相关办案思路,明确告诉他们,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是需要技巧的,特别是一些有出入的案件,如果不讲究技巧一股劲的往前冲,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关于是本案,基于个别政法人员认为律师“教着被告人说话”,为了增强被告人口供的可信度,我决定少会见被告人,少谈案情,为庭审做准备。

并且举了以前我办理的相关案例,得到了当事人亲属的认可。

会见被告,任被告人继续糊涂下去。

办理刑事案件,就被告人而言,该明白的叫他明白,该糊涂的任他继续糊涂,这是我自1994年以来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一贯做法。

有的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向被告人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恐怕被告人不懂,恐怕被告人“说错话”,恐怕当事人说他不负责任。

不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情况下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本案为什么“任被告人继续糊涂下去”?

因为,在同当事人亲属交流的过程中,得知被告人“很老实”,老实得近乎“愚”且没有文化。他不可能懂得法律,更不可能了解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如果他在庭审过程中说出专业法律术语,对庭审过程了如指掌,审判人员会怎样认为?

再者,我判断,根据办案的特殊性,在侦查阶段,被告人虽然作了有罪供述,但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很可能“翻供”,本次律师会见也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到底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真实的?还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供述是真实的?是需要综合认定的。

抛开其他因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让被告人以他特有的方式说出他要说的话,应当比被告人用专业法律术语说出“法律语言”,在现有的法制环境下,可信的多。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会见被告人吕高时,他得知我们是律师后,哭着说:“俺没(作案)呀,俺就不认识她(被害人)”。

我当即决定结束会见。

后来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的一个“奇特”行为,对本案的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印证了我“任被告人糊涂下去”是对的。

被告人在开庭时,竟然“睡”着了。

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开庭时,审判人员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看法,他还是那句话:“俺没(作案)呀,俺就不认识她(被害人)”。

到了法庭调查阶段,公诉机关举证需要被告人、辩护人质证。审判人员问被告人对相关证据的意见,喊了被告人三遍都没有反应。

原来被告人“睡着了”。

法警在后面推了被告人一下,他才醒来。

“你这好,一家人给你开庭,你怎么睡觉呢?”

被告人还是那句话:“俺没(作案)呀,俺就不认识她(被害人)”。

这也是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至此,大家应当认可我“任他继续糊涂下去”是对的。

到了审判阶段,复印了全部案件材料后,把“现场勘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被告人供述的地点及周围状况和实际现场状况进行比对。

没曾想“网”着了“一条大鱼”。

被告人供述的实际地点和现场勘查笔录中记录的地点不是同一个地方。

这从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卷宗材料的证明力。

根据被告人供述的作案地点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相关路口、村庄、店铺的方位、角度、距离,我详细绘制了现场图,一式四份。

第一次开庭时,分别交给了审判人员、公诉人各一份。

庭后,公诉机关申请延期审理。

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补充侦查阶段,办案人员让被告人画了凶器图,然后根据被告人画的凶器图,打造了一把匕首。

凶器图和匕首,一起交到了法院。

我庭前到法院详细测量了被告人画的凶器图和匕首的长度和宽度,进行仔细比对,然后确定了相关质证意见:

对匕首本身的质证意见

侦查机关自制的匕首不是按照被告人所绘匕首图1:1的比例制作的,被告人绘制的匕首全长16.5cm,刀把长8cm,刀面长8.5cm,刀身宽4.5cm,而公安机关自制的匕首全长18.5cm,刀把长8.8cm,刀面长9.7cm,刀身宽3.5cm,两者的比例不是1:1就导致刀刃的宽度不一样,相信就会影响实验分析的客观性和结果。

为了增强凶器的证明力,侦查人员还专门做了侦查实验:

用打造的匕首刺一个猪心,穿透后,匕首在猪心两侧形成的创口大小与本案尸检报告中形成的创口大小一致。

为寻找确实的证据推翻侦查机关的侦查实验结论,我反复查阅卷宗材料。最终,从尸检报告中受害人的心脏剖面图显示的相关数据,找到了依据:

对实验分析的质证意见

根据侦查机关自制的匕首所做实验结果显示:“实验匕首捅刺生猪心脏形成贯通创,心脏前面的创口距实验匕首握把前缘的距离为4.7cm,匕首刃尖刺出心脏底面部分长0.6cm;心脏前面的创口长1.7cm,心脏底面创口长0.6cm。”

据此可以得出自制匕首从刀尖至生猪心脏前面的创口处是5cm(刀面长9.7cm-4.7cm=5cm)。

经从自制匕首刀尖至匕首刀面5cm处测量刀刃宽度是2.5cm,从匕首刀刃宽度0.6cm处测量至刀尖的长度是0、7cm(5cm-0.7cm=4.3cm),也就是心脏前面的创口至心脏底面创口处的距离是4.3cm,这说明实验的生猪心脏直径只有4.3cm。

而根据法医鉴定书对受害人的心脏左心室前后壁破裂口解刨照片显示受害人的心脏左心室前后壁的内径尺寸就有6cm多。通过照片上的标尺比例计算受害人的心脏左心室前后壁破裂口之间的距离是10cm左右。

而被告人绘制的匕首的刀面长度才有8.5cm,再加上从乳头上方通过肋骨至后胸膜的空间距离,被告人绘制的匕首长度根本无法形成受害人的伤。

实验分析的深度只是对单个生猪心脏所做分析,没有考虑受害人的伤是从乳房上方通过肋骨穿过心脏至后胸膜的空间距离,所以实验分析结论不具有客观性。

检察院以某检刑诉(200x)第9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受害方以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为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于200x年10月17日受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0x年11月27日、200x年4月8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检察院检察员、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检察院分别于200x年11月31日、200x年2月14日建议法院延期审理,分别于200x年12月31日、200x年3月14日提请法院恢复审理。200x年4月25日,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申请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法院认为,检察院撤回起诉决定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申请均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

二、准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回附带民事起诉。

200x年4月25日,给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本案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得益于侦查机关、办案民警能够实事求是地记录相关材料,包括:现场勘查材料、被告人的供述、其中一个受害人的陈述,保持材料的“客观性”,没有为了办成“铁案”做人为的“取舍”,去弥补“矛盾点”,要不然,结果难以预料。

现在,侦查人员的素质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依法办案的自觉性。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律师是给侦查机关挑毛病的,是死对头,这是不对的。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与公检法司相关人员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目的都是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只是侧重点不一样。

现在绝大多数侦查人员,对律师依法辩护的行为还是理解。

本案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案件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我在办理一个绑架案子的时候,遇到了本案的侦查人员,他就主动和我交流对本案的看法,我也坦诚不公地说出了我的观点。

得益于公诉机关、公诉人能够实事求是地办案,撤回起诉。公诉人和律师虽然站的角度不同,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不论庭审过程中相互之间怎样据理力争,事后,公诉人和律师还是会经常交流学习。

案件结束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公诉人见面,公诉人说也知道案件材料欠缺,退回补充侦查两次,也想到不起诉,但是考虑到受害人的因素起诉了。并且对我说:“恭喜你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说:“主要是材料不行,并不是我水平高。”

她鼓励我说:“但是你抓住了机会。”

多么公正的话语,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公诉人。

得益于审判机关、审判人员明察秋毫且能细心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整个庭审过程审判人员非常细致。

作为本案律师我们的辩护词打印了25页纸、13000多字,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详细发表一轮辩护观点,审判人员仔细听完,没有一次打断我发表辩护意见。

得益于受害方深明大义。庭审前和庭审之初,受害方一直坚决要求从严惩治被告人,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作为受害方是可以理解的。

通过参与庭审、受害方当事人对本案的案件事实也有了一个公正的认识,深明大义地做出了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的决定,为本案的顺利审结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决条件。

其他辩护观点,不再赘述。

当事人很满意,还给我送了一面锦旗:“法律卫士,恩重如山。”

四、被告人无刑事责任能力辩护。

加油站杀人案----一事三鉴定

案情简介【人名为化名】

     十二月份的一天下午,五时许,天色稍黑。

    刘建[化名]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由北向南行驶,忽然发现身后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追赶自己,透过车玻璃,隐隐约约有几个小伙子拿着棍棒,情急之下,刘建就近拐进了一个单位的院子里,将摩托车顺势一扔,躲到一个角落里,蜷缩着身体,浑身发抖。一位男性工作人员见状,走上前想问个究竟。刘建陶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这位男性工作人员猛捅二十余刀,男性工作人员当场毙命。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见状,打电话报警,被刘建发现了。

    你竟敢报警!刘建边说边从他的摩托车上拿出汽油,泼到女性工作人员身上,点燃。因为在场人抢救及时,女性工作人员保住了性命,经法医鉴定是重伤。

    刘建被在场人员追赶着,爬到附近一所平房的屋顶。在随后赶来的警察的劝说下,从房顶上下来,归案。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刘建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承办过程 

    王老师,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一个案子,你能和我一起办理吗?活泼、勤快、快言快语的孙萍萍律师来到我的办公室。

    什么罪名?

    故意杀人。

    卷宗你看了吗?

    我看了一遍,罪名是故意杀人,一死一重伤,被告人有前科,曾经因为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本案一审结果是无期徒刑。

    一死一重伤并且有前科,判了无期徒刑还上诉?

    孙律师笑而不答。

    你有思路了吗?

    还是请你先看一下卷,咱们再商量吧。孙律师笑着把卷宗材料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给我三天时间看卷,三天后咱们到看守所会见一下被告人。

    第五天上午八点半不到,我和孙律师就来到了看守所,准备会见被告人刘建。之前我们已经商议了本次会见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也确定了总体辩护思路,觉得案件有可能朝着对被告人刘建有利的方向走,关键要利用好某一个证据。

    刘建来到了律师会见室

    一死一重伤,还有前科,判了无期徒刑就很好了,还上诉,有用吗?看守所民警说。

    我和孙律师没有应对,只是笑着表示感谢。民警走了。按照程序,我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刘建同意我们作为他的辩护人之后,进入律师会见的实质阶段。

    你对一审判决有什么看法?

    我不服?

    为什么不服?

    我应该无罪!长相精明的刘建说。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有意试探道。

    因为卷宗材料中有两个鉴定报告,第一个鉴定报告的结论是认定我无刑事责任能力,第二个鉴定报告认定我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法院没有根据第一个鉴定报告判决是不合法的。刘建接着说:公安局办案人员没有告诉我第一个鉴定报告的结论,是违法的。

    你是怎样知道有第一个鉴定报告的?

    案子到了法院,一审辩护律师复印了材料来会见我,我才知道的。

    从卷宗材料看你对整个作案过程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什么?

    刚来到看守所时,事情的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民警给我吃了三天药,我的精神才慢慢地恢复,我才慢慢地回忆起来的。

    会见了近两个小时,结合看卷,我们已经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怎样和你的家人联系?

    刘建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说:我也不知道,我在看守所关了近一年了,家里人从未来过,看守所民警说家里的电话打不通了,哎!

    会见结束后,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确定了辩护思路:

    充分利用第一份鉴定报告的结论。

    第一、找到精神病鉴定方面的专家作为辩方证人出庭。

    第二、请第一份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出庭,推翻第二份鉴定报告的结论。

    第三、申请第二份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出庭,通过当庭发问,看看有无收获。

    十几天过去了。

    王老师,我找了很多精神病方面的专家,绝大多数不同意出庭,有一个鉴定机构同意派人出庭,但是要支付费用最少一万元,本身是法律援助的案子,他的家人又联系不到。孙律师说。

    第二个方案呢?

    我也问了,他们说都是同行,不方便出庭。

    我无奈地笑了一下,不再说话。

    还有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二审法院来电话说第二份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说他们可以有条件的出庭。

    什么条件?

    要求我们将庭审中要发问的问题告诉他们,不然就不出庭。

    哪有这样的奇怪要求!他们不出庭就算了,按照法律规定:经依法申请,鉴定人员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说。

    我也这样说了,可是法官还是希望咱们列一个发问提纲,尽量让鉴定人员出庭。

    庭审程序千变万化,至于怎样发问,要随机应变,现在根本无法确定。

    虽然鉴定人员提出的要求不合理,但是我们觉得挺有意思,一起笑了起来。忽然有了一个灵感。

    先列几个问题,把他们骗到庭上再说,到时候问什么,就由不得他们了。

    又过了十几天,二审开庭,庭审中三位鉴定人员一起出庭。在我们有针对性的发问下,鉴定人员说:实事求是地讲,被告人在用刀子捅第一个受害人的时候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在用油气烧第二个受害人的时候,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事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庭审辩论时我们依法发表了辩护意见,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既然第一份鉴定认定被告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那么就不具备刑事犯罪的主体资格,就不能定罪量刑;

    二、既然第二份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当庭推翻了原有的鉴定结论,那么第二份鉴定报告就不能够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三、假设按照鉴定人员当庭作证的内容作为定案依据的话,也不能够以故意杀人定罪,因为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用汽油烧第二位受害人时的确切的主观动机。

    一个月后,二审结果出来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因为依旧是法律援助,案件转到了另一位律师的手中,这位律师还专门来和我交流,我也谈了我的看法。后来这位律师给我反馈了案件的进展情况:开庭了,承办法官说要重新委托一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一个案子,就同一个问题,要出现三份鉴定报告。

   案件评析

    虽然是一起故意杀人的案件,但是,从法律使用上讲并不十分复杂。我总结几个关键词:求稳侥幸无奈不公纠结良心

    侦查人员为什么在有了第一份鉴定报告之后不告知被告人,又申请鉴定机构做出了第二份鉴定呢?因为他们怕受害人上访,怕引起相关赔偿事宜,可用求稳来概括;还可概括为侥幸,认为判决结果出来之后,被告人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给受害方造成的极大伤害,会良心发现接受判决结果。

    公诉人员的心态用:求稳侥幸无奈来形容。求稳侥幸同上。为什么说是无奈呢?因为第一份鉴定报告侦查人员并没有告知被告人,程序上存在瑕疵,无法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审判人员的心态用:求稳侥幸无奈来形容,理由同上,这也是需要做第三份鉴定报告的原因。

    为什么说不公呢?两方面:一是因为侦查人员办案程序出现瑕疵,致使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被告人不公道。二是从道义上讲,如果案件出现了某种结果,对受害方不公道。

    辩护人的心态可用纠结来形容。做律师,先做人。作为一个人,当然会同情受害方。可是,作为辩护律师又有其法定的职责,严格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是一名合格的专业刑事辩护律师的法定义务。自从九五年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以来,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想潇洒一点,有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为公忙,为私忙,忙里偷闲:吃碗茶去。求名苦,求利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话是这么说,可总是潇洒不起来。

     至于被告人,我只说两个字:良心,各人考虑,不多说。

后续进展

本案发回重审后,我们所得陆宁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重审法院又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鉴定机构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法院根据疑罪从无原则欲做出结论时,公诉机关撤回了,被告人回到家中。

五、不起诉、有罪免刑。

    和大家谈一起盗窃案件,案情是这样的:

没有共同犯罪故意,就不是共同犯罪

 

1997年的一天,一大群人正在举行葬礼。

这家的老太太刚刚仙逝,老太太有两子一女。

这个家庭在当地名声很响。改革开放初期,是“绿海市”第一家在电视台做广告的家族,有贸易公司、有饭店。

分家时,大儿子“林山”分得一个规模很大的饭店,二儿子“林木”分得一个贸易公司,女儿亦分得不少家产。

几年后,因经营问题,饭店垮了,大儿子遍及全国,四处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几百公里外的“天州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和几个职能部门的领导正乘车赶往“绿海市”。

在招商引资的浪潮中,半年前经人介绍,“林山”在“天州市”成立了一个商贸公司,负责推销“天州市”的特产,现在贸易额已经几百万。公司经理的母亲去世,作为分管的领导表示一下心意是应该的。

“天州市”的领导来了,“林山”却躲了。因为“林山”很清楚他的经济实力远没有自己对外宣称的好,“天州市”的领导一来,露陷是自然的。

“林山”的行为引起了“天州市”领导的警觉,一打听,才知道上当了。

回来后,到“天州市”公安局报了案并将“林山”抓获,“林山”交代了的诈骗犯罪事实。并且交代货物是发到他弟弟“林木”的贸易公司,然后卖掉的。

“天州市”公安局又将“林木”抓获,理由是两人系共同犯罪。

林家的女儿知道不管“林山”是否构成犯罪,“林木”一直正常经营,不可能和“林山”一起行骗的。况且,“林木”将所有的货款都通过银行,给了“林山”。

林家女儿知道“林木”冤枉,就积极努力,想让“林木”尽快回家。两个月过去了,仍无结果,便找上我为“林木”进行咨询、辩护。

侦查阶段,我把手续交给办案人员后,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林木”,办案人员以种种借口推脱。我从律师事务所到办案单位往返一次要行程二百余公里,第四次找到办案人员时,才允许会见,但不能问案情。

不涉及案情,怎么提供法律咨询呢?”,经努力争取,办案人员才同意问案情,但不能问具体情节。

两名律师才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办案人员可以在场。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案请,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我有意安排另一位律师和办案人员谈话,转移办案人员注意力,拖延时间。

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得知:“林木”的哥哥从案发地骗取了相关单位的信任,将价值二百余万元的货物发给“林木”,由“林木”买掉。但是,“林木”对他哥哥如何取得货物,一概不知,并且货款全部给了他哥哥。很明显“林木”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诈骗的共同故意,不应构成诈骗罪。

现行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也就是说,要想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共同的犯罪故意。而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及该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图,不清楚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二是被他人蒙骗或者处于自己的错误认识,在错误理解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参与他人实施的犯罪,则不能认定该行为人与他人实施了共同犯罪。

我把自己的意见从法律方面详细向办案人员进行了交流。可是,侦察机关仍就向当地公诉机关移请起诉。

我又将辩护手续交到公诉机关,先后10余次向办案人员交流,并将自己的辩护意见打印,交给办案人员,建议将“林木”无罪释放。经努力,检察院对“林木”作出依法不起诉的决定,将“林木”释放回家。

被关押近一年的“林木”非常感谢,送来了写有“法律卫士,恩重如山”的锦旗表示谢意。

“林木”有又委托我代理国家赔偿部分,并且办理好委托手续。

我到“天州市”检察院,交上了“林木”的国家赔偿申请。接待我的检察人员让我等一下,便出去了。

十几分钟后,这位检察人员领着我上了二楼一个办公室,门牌上写着“副检察长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四个人,包括我本人。

刚进门,其中一人很不客气的质问我:“你们律师能够代理国家赔偿案子吗?”

“能啊。”我回答。

“你给我拿出法律依据来!”

我看到办公室的书橱里放着一些书,其中也有法律书,一直站在门口的我虽然隔着近四米远,因为我的视力很好,书上的目录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就用眼睛往书橱里看,看能否从书橱的书里找出相关法律规定。

“看什么看,这是检察院,不是公园!”

“我办案不可能随身带着书,我想看一下能否从你书橱的书里能否找到法律规定。”

“我就叫你给我拿出具体规定来,不要在这里乱看!”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非常生气的说:“规定你们自己找,我是代理案件的,没有义务给你们上课!”

边说边往外走。

和我一起上二楼的检察官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我甩开,走出来,乘车回到单位,告诉办公室的人:“只要是‘天州市’检察院的电话,就说我不在。”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后,被申请人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答复,否则,申请人可向被申请人的上一级国家机关申请,到时影响就会扩大,对申请人也不利。

之后的半个月,“天州市”检察院给我来了多次电话,我都没接。最后,给我来了一封挂号信,内容是:王同生律师,请将你的代理手续交过来。

看到时机成熟了,我交上了手续。

检察机关做出决定:赔偿“林木”14000余元。

        作者:通过你的这些案例可以看到,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王同生律师:是的,我相信随着依法治理环境越来越好,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承接案子,都要先看一下辩护效果如何,律师不能随便表态,但是,自己要大体有一个数,特别是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子。如果案件判死刑的几率非常的大,又没有很有利的辩护情节,一般我是不接的。当然,也有意外,后面再谈。

自九五年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以来,所有我辩护的一审被告人,都保住了命。

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但,截至目前,我还不想改变我的“收案原则”。

作者:有人说律师对法律援助的案子,不是很尽心,对吗?

王同生律师:法律援助案件大多数辩护律师也是认真负责

一起绑架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哥哥来找我。关于案情,他说的很简单:

他弟弟因为抢劫【最初他说的就是抢劫罪】被抓了,具体案情不了解。

然后就说家庭困难:

父母多病;自己刚盖了房子,欠了很多债;给别人开车,挣钱很少;妻子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急需花钱;他弟弟没有工作,不挣钱等等,看能不能少交点律师费。

家庭困难,确实值得同情。

我请示了所里,减了部分律师费。

作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我们单位,制度全、落实严。委托律师有一套严格的手续:填表说明情况、委托人签名、承办律师签名、相关领导签字、到办公室交钱、开发票。

就在我填表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哭了。

很多年,没有遇到别人在我面前哭了,特别是三十多的小伙子。

他说和弟弟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得知弟弟出了事之后,吃不好、睡不好,很着急。

我感动了。

虽然说手足情、兄弟谊,兄弟间感情很好的不少,但也不能说是很多。

我又找了所里,再次给他减了部分律师费。(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他表示感谢。

虽然减免了很多律师费,我还是非常排出了诸多困难,认真地为这名犯罪嫌疑人辩护,很好地维护了他的合法权益。

作者:律师有主动提出来解除委托的情况吗?

王同生律师:有,但是无正当理由,不可轻易解除委托

2013年之前的一起抢劫案件。

犯罪嫌疑人亲属委托我时,案子还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是“咨询律师”,不是辩护人,这个阶段,不能看卷宗材料,和办案人员交流,是了解案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办案人员接过我提交的委托手续,说了一句话:“这个杀人案子,委托你了?”

“不是抢劫吗?”

“是抢劫,抢劫出租车,也把人杀了。”

我心凉了。

“他不止有前科,还是累犯。”

我心又凉了一截。

“他们这次作案,只是练习一下,是为抢劫某一个老板做准备”办案人员说。

这样的动机,这样的后果,又是累犯,……正当我想的时候,办案人员又说:“事实很清楚,证据很扎实,得枪毙。”

当时,非常后悔接了这个案子,甚至想到了解除委托。

既然来了,先见一下犯罪嫌疑人再说吧。

会见手续办好后,到了看守所。

会见前,看守所民警告诉我,犯罪嫌疑人被关进看守所后,情绪不稳定,为了防止出问题,派专人关注他,现在情绪稍好一点,请我在咨询的时候,注意不要刺激他。

人被带了出来。

皮肤白、算瘦小、一米六八左右,表情安静。

作为咨询律师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明了他哥哥委托律师的情况,说明了律师的职责,说明了能够为他提供的法律服务,说明了他涉嫌的罪名、法律规定、刑罚、法定构成要件,说明了相邻罪名、法律规定、刑罚、法定构成要件。

他同意我作为他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对我表示感谢,问了家人的情况。

涉及到案情时,他什么也不说。

按现行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通常办案人员在场,这种情况下,作为犯罪嫌疑人,不想谈案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没有多想。

征得他本人同意,结束了第一次会见。

和他哥哥通了电话,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简单说了一下会见情况。

谈到受害人已死时,听他哥哥的声音,先是吃惊,再是颓丧。

看来确实不了解案情,不是对我故意隐瞒。

我,打消了解除委托关系的想法。

经过辩护,最终辩护人保住了性命,他本人及其家人都很满意。

作者:在网站“山东律师王同生”里面说道:不懂刑事辩护,就慎接,尤其是重特大刑事案件的辩护,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

王同生律师:刑事案件的结果,对被告人及其家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所以,辩护律师承接刑事案件要特别慎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人聘请辩护律师也要慎重,千万要聘请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

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我作为受害方的代理人出庭。

受害方观点:坚决追命,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

庭前我仔细分析了整个卷宗材料,认为案件的证据材料瑕疵很多,不足以支持一个死刑判决。

关于民事赔偿部分,庭审前、第一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后,都做了大量的调节工作。

因为作为代理人,我向当事人分析了案情,分析了如果调解不成的风险:如果调解不成,即便一审判了死刑,二审可能改判,死刑复核时,结果也很难说。审判人员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受害方一度同意调解,但是,被告方拿不出钱来,最终准备的钱,还达不到法定标准的七分之一。

第一次开庭时,公诉人根本就没有提供作案工具让各方在法庭上进行质证。

因为调节不成,没办法,又开了第二次庭。

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公诉方才出示了作案工具,当庭质证。

作案工具为什么在第一次庭审时没有出示呢?

我认为理由是:作案工具取得的程序有问题。

刑事案件调查取证,不是老百姓“捥菜”,随手拾到筐里就行了,是有法定的取证程序的,死刑案件的证据收集更是这样。

从某个方面,“可以说”与本案有关的“相关人员”,最初没想到第一被告的判决结果是死刑。

本案,我就第一被告辩护人的辩护想说几点:

第一次庭审时,他的辩护词是:我本想说你认罪态度好,你一翻供,我没法说了。

结束了。

庭审时,我虽然是受害方的代理人,作为一个专业刑辩律师,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每一个律师都有自己的办案风格,都有色,有的很值得学习。就在我想学习时,结束了。

第二次庭审时,也没有提到取证程序。

实事求是的说,这个案子辩护律师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用我自己的术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

但是,很遗憾。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被告人庭审中推翻了自己原来的供述,作为律师,要详细询问理由、想法,看看有没有能够支持他的新供述的理由,能不能找到能够支持他的新供述的证据,最大限度的辩护。

如果作为律师认为案子就是被告人所为,可以说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可以解除委托关系,让被告人或其亲属另外聘请律师。

辩护律师,是不可以当庭说自己的当事人的说法是“翻供”的。

如果这位同行看到了这段内容,千万不要生气。我并没有提到哪个案子,也没有提到哪位律师,没有丝毫“诋毁”意图。

只是谈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辩护思路,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刑辩业务的开展有利。

被告人上诉了,二审没有代理,最终结果不知。

有的刑事案件是不能随意承接的。

作者:听说你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一天一宿往返北京,真有这个事情吗?

王同生律师:律师辩护要负责人,要吃苦,要认真。

1997年,我接了这样一个案子:

一名政法干警,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两个罪名,家人委托我为其辩护。

目标:判缓刑。

两个罪名,又是政法干警,缓刑的难度很大。

详细查阅卷宗后,我有了信心。

因为,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两个罪名都不构成。

关于受贿罪,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受贿罪的构成是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前提的,当时卷宗材料中,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利益;

关于贪污罪,之所以不构成,是因为公诉机关提供的“司法鉴定报告”虽然能够证明钱、帐不符,但同时证明,被告人实际留下的钱,多于按账面记载应当留下的钱。

既然是贪污,应当“短”着钱,为什么“长”着钱呢?

很明显有问题。

按照被告人的说法,他的工资和小金库里的钱“混着”,多出的钱应当是他的工资。

为了更好的辩护,我专门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找知名教授请教。

我记得是晚上坐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传达室,联系到了教授。教授穿着拖鞋,拿着早餐,很客气的把我领到了他的宿舍。

我很感动。

交流了一个上午,我受益匪浅。

当天下午我赶回了家。

来回不到二十四小时。

经辩护,受贿罪不构成,只构成贪污罪,判了缓刑。

当事人及其家人很满意。

没有上诉。

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如果坚持到底,很可能无罪。

被告人回家后,告诉我不上诉的原因:有人专门找他谈过话。

几年后,这名政法干警后悔了,想申诉。

还有一点,那就是辩护律师应做“职业人”

我参与了这样一起案件的二审辩护工作:

一个强奸案子,受害人是不满十岁的幼女。

致幼女死亡。

埋尸院中。

被告人被抓获,一审获死刑。

二审,我的一个同事担任被告人辩护人。

让我提参考意见,把卷宗材料留给我。

材料不多,不足二百页。

我分三次,看了一半材料,就不想看了。

原因:

一是越看越生气,总觉得被告人的所作所为“天理不容”;

二是有关作案过程的材料,实在看不下去;

三是根据我自1995年来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经验,不同的案子,如何找突破口我心中有数。本案,我已经找到了两个关键的突破口,足以保命了。

庭审后,同事和我说辩护意见得到了审判人员的肯定:

“突破点找得准,法律应用论述恰当。”

写这些,不是夸耀自己的水平,我想说的是:真正的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应当是“职业人”。

首先,作为律师,特别是作为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控制甚至抛弃自己的情感好恶,不要受案件情节的影响,专心办案。

其次,尽可能全面的为被告人辩护。要认真、详细的找出所有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

还有,要真正精通业务。

    再就是,辩护律师要学会以柔克刚,要聪明辩护,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一天上午,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老张坐在我的面前,有气无力地叙述他儿子小张被抓获的经过,说话间还服用速效救心丸:

“我儿子小张一个月之前就被侦查机关从家中抓获,现在已经逮捕了,罪名是: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之前朋友介绍找了一名非常有名气的大律师,手续办了半个月,因为忙,一直没有到看守所会见小张。

从网上看了你的网站,发现你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想聘请你为儿子小张提供法律咨询、辩护。”

经过了解,侦查机关的材料证实:小张使用微机,制造假运输发票,通过网络宣传招揽客户。如果有人需要,将购买假发票的钱打到小张指定的账户后,小张按照客户要求的票面内容制造假发票,然后将发票按照客户指定的地址寄出。涉及票面金额900余万元。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案子管辖有问题。具体说“恒川市”对这起案件没有管辖权,应当移交到“南同市”。具体理由:

根据刑法第24条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

制造假发票的地点是小张的家中,属于“南同市”;买假发票的钱是客户打到小张指定的自己在“南同市”的账户上,小张“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是‘南同市’”。小张家住“南同市”,本案法律规定的“被告人居住地”也是“南同市”。综上,这起刑事案件“恒川市”公检法是没有管辖权的。

由于很具体的细节没有完全掌握,不能够确定案件能够移交到“南同市”,我还是试探性的打探老张的意见:

“如果案件移交到你们‘南同市’怎么样?”

老张两眼放光,兴奋却又疑惑的问我:“能够移交到我们那里去吗?如果真能移交到我们那里去,太好了!”

“我试试看吧。”

有的人可能说,刑事案件该什么地方管辖就什么地方管辖,如果管辖有问题,该移交就移交。如果管辖有问题,律师就应该就管辖问题提异议。

说几句上不了台面的话: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是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体一点:只要有可能让被告人无罪,就依法争取被告人无罪,按照法律规定被告人不可能无罪,就尽量让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罚。

当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程序存在问题,律师是否应该提出来去改正呢?

不一定。

如果现存的问题能够导致对被告人有利的判决,辩护律师就“听之任之”,没有必要提出;如果现存的问题能够导致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辩护律师就不能“听之任之”,就必须提出,依法纠正。

比如:公诉机关公诉的罪名错误,如果更正罪名被告人能获得轻判,辩护律师就应当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作“不构成此罪,构成彼罪”的辩护;如果更正罪名,被告人会判得更重,发表辩护意见时就没有必要提及此事。

公正执法是每一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一是保证自己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做违法的是;二是要争取最大限度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有这样一个案子:家住南方某省的一个小伙子因为网络赌博被省外某公安机关从家中抓走,后被逮捕。其家人找到我为其辩护。当时我发现案件的管辖有问题,就想提出此事。其家人一听说我要提管辖异议将案件移交到他们那里去审理,就和被火燎了一下,坚决反对。理由是:他们那里正开展打击网络赌博的专项治理,现在这样的案件判得很重。

细细想来也是。

我没有提出管辖异议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开展专项治理,有专案组,同时办理一大批同类案件,就能够“互通有无”,案件的材料就会相对“扎实”,不利于律师辩护。

如果只办理个案,加之网络赌博案件涉及国内外,取证很困难,利于律师辩护。

这个案子,公诉机关公诉犯罪数额一亿余元,通过我详细研究卷宗材料,提出异议,要求重新就涉案价值进行鉴定,最终认定犯罪数额几百万元,得判缓刑,当事人及其亲属很满意。

小张这个案子,既然老张希望就管辖问题提异议,我就通过书面方式向案件承办部门提出。最终案件依法移交。

案件移交后,我就要跨省办案,到三百公里外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辩护了!

案件移交后,老张说想在当地找一名律师,希望我不要介意。并且说明了理由:一是当地的律师和办案人员熟悉,好处理关系;二是再从当地找一名律师,有些事物性的工作有另一位律师处理,也给我省点时间。

按照法律规定,一名被告人是可以聘请两名辩护人的。既然法律规定允许,我也就不反对。再,不同的律师辩护风格不同,可以借机学习其他律师的辩护技巧。

案件到了审判阶段,作为辩护人到法院交上了辩护手续,要求复印卷宗。法官只允许律师看八本程序卷,其余三十本实体卷不许律师看,说这是检察院的意思。

不看卷,不了解案情,怎样辩护?

不论我怎么说,就是不让看实体卷。

当地的律师也没有好办法。

第二天,我们会见被告人小张的过程中,审判人员也来到看守所提审小张,见我们正在会见,就要我们帮忙做工作让小张认罪。

我没有同意。

法官亲自做小张的工作,说了很多道理,比如:认罪了,可以从轻处罚,不认罪会从重处罚等等。

我在一边听着,什么话也不说。

小张还是坚持不认罪。

开庭前不能看材料,只有开庭时先看材料在发表质证意见,这样势必会延缓开庭的时间。法官却要求我们配合他们,保证一上午将这个案子开完庭。

如果按照法官的意思办,势必引起当事人及其亲属的不满;如果不按法官的意思办,会得罪法官。当地的律师建议庭审以我为主,我同意了。

其实,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没有必要有这样的顾虑。只要认真办案,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依法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论是侦查人员、还是公诉人、审判人员都会从内心佩服你的,不会得罪他们,这是我从多年的辩护实践中总结出的一点体会。

庭审过程中,不管审判人员怎么催促,我都坚持详细看完每一份材料,再发表针对性的质证意见,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开完庭。

利用开庭期间中午、晚上的时间,详细准备了自己的辩护意见,全部推翻了卷宗材料对被告人小张的指控。

回到办公室的第五天,接到了老张的电话:“孩子无罪出来了,谢谢你,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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